王保国教授：我国大型医疗机构与小型医疗机构最大的差别在于人才方面。大型医疗机构的人才队伍相对庞大，患者也相对集中，医生的临床经验更加丰富，各方面的操作能力也更强。相比之下，基层医生因患者基数小，医生见识有限，操作机会相对较少。

此外，大型医疗机构与小型医疗机构的目标定位也不同，其工作节奏和性质有很大差别。我国推行的三级诊疗制度值得肯定，比如某些常见病的诊疗并非要在某个固定医疗点，医生可以针对常见病做好定向分流。三博脑科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好，得益于与基层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医联体可以实现疾病诊疗共识的同步与医疗资源的共享，比如患者的转诊和专家下基层进行操作指导。对于医生而言，医联体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对于患者而言，它提供了更多的医疗渠道和便捷优质的服务。

根据不同医院的诊疗特点，分级诊疗可以做到患者的定向分流，不仅局限于由下向上，更可能是由上向下的转诊模式。比如患者在大型医疗机构接受手术治疗后，可以回到基层医院做进一步的康复治疗，此时大型医疗机构的医生会将患者病情、诊疗情况、术后诊疗注意事项以及可能的预后同步给基层医生，以协作的模式让患者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围术期医学论坛

王保国教授：医联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医疗模式，除以上提到的医疗机构之间的联动外，未来更重要的可能是与居家医疗的联动。以床位资源为例，大型医疗机构的床位非常紧张，而基层医院的床位相对比较充裕，存在“不该收住院的患者收住院，该出院的患者不出院”的情况，使得宝贵的床位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然而对于患者来说，住院也未必是最佳的治疗选择，某些疾病居家治疗反而更加有利。我国较为完善的交通系统和急救系统为居家医疗提供了很好的保障，随时可以拨打的“120”急救电话和不断增强的保健意识使居家医疗成为可能。家庭是患者熟悉的环境，有亲人的陪伴与关爱，这些都是医院不具备的。当然，医疗机构专业的医疗和护理是居家医疗无法比拟的，必须做到因人而异、因病而异。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医联体的构建绝非“圈地”，更不应带有“排他性”。大型医疗机构不应将医联体内的基层医院当作自己的附属，这种“紧密型医联体”非常具有局限性。紧密型医联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基层医院进行辅助，但大型医疗机构的专业方向与人力物力资源终归有限，无法做到全科室、全方位的支持。所以我们需要推动建设的医联体一定是松散型互补式的，即根据基层医院的短板和资源缺口寻找合适的“人”进行帮助，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联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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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国教授：“神经外科术后膈肌功能障碍发生率和预后影响”的研究是齐翔博士及我们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团队的导师组力量比较雄厚，比如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ICU主任史中华教授，不仅是麻醉学硕士，还取得了重症医学双博士学位（首都医科大学MD，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Ph.D），团队在围术期呼吸肌功能领域拥有深厚的研究背景。膈肌作为关键的呼吸肌，其与肋间肌的活动共同为呼吸时的气体交换提供了动力保障。通过超声技术观察膈肌的厚度和活动范围，可以判断呼吸肌肌力和膈肌功能，并结合心、肺、血管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估，为患者制定早期的康复活动的指导方案。科技的进步不断推动医疗的发展，而影像学在提高治疗精准性方面的辅助作用正是这一进步的缩影，脱离影像学的支持，医生仅凭主观判断难以达到准确判断与治疗的目的。

为患者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所有医疗机构的共同宗旨，这与医院经济管理形式无关。相较于公立医疗机构，非公立医疗机构的经济管理模式更加自由，局限性更小，更容易接纳社会资源，对医学的发展是一种正向影响。所以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元化发展，加大对科研的投入，能够更好地服务和反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