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算法精准无误，指南面面俱到，流程无懈可击，医生，你是谁？

早晨七点半，陈医生走进医院，打开电子病历系统，60个挂号信息已挤满屏幕。他深吸一口气，点开第一个患者。

“医生，我这个病严不严重？”

陈医生刚要回答，脑海里却同时闪过好几个问题：这个检查在DRG付费范围内吗？病历描述够不够规范以防纠纷？下午科研汇报的数据还没整理……在与患者交流的短短几分钟里，他的思维不得不在诊疗、规则、科研之间频繁切换。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全国各地的医院里上演。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职业困境正在医学教育的源头产生连锁反应——曾经备受追捧的临床医学专业，如今正逐渐失去对优秀学子的吸引力。

医学光环为何逐渐暗淡？

2025年高考录取结果传递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专业分数线比去年下降了9分，位次号下降了300多名。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温州医科大学、中山大学和广东医科大学等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

这一现象在就业端得到了印证。一位贵州的应届临床研究生透露：“在我们同届为数不多的已就业的同学中，选择进医院当医生的只占三分之一。”超过六成的医学生表示如果能重来绝不会再选医学，其中四成已在认真考虑转行。

从报考热度下降到就业分流加剧，临床医生这个职业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个曾经的“黄金职业”失去了光彩？

技术挤压？

医学AI的快速发展正从根本上重塑医生的角色。当诊断算法能够达到98.5%的准确率，当临床决策支持系统能够瞬间分析海量数据，医生开始从“诊断者”转变为“AI决策的执行者”。

“有时我明显感觉患者的症状不典型，想再观察一下，但AI给出的明确诊断和系统内置的临床路径，让我不得不按照它的提示走。”一位从医15年的内科主治医生坦言。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AI的“精准”对比下，那些需要多年历练才能形成的“临床思维”——那种基于有限信息做出判断的“艺术”，正在被贴上“不够科学”的标签。年轻医生们越来越依赖标准化流程，而那种在不确定性中作出判断的勇气和能力，正面临失传的危险。

制度束缚？

与此同时，DRG/DIP医保支付改革的全面推开，正在进一步压缩医生的决策空间。

李主任在查房时遇到了一个棘手病例：根据他多年的经验，患者需要一项超出DRG标准范围的检查，但这意味着科室可能要承担超额费用。

“放在五年前，我会毫不犹豫地开这个检查。但现在，我必须考虑整个科室的绩效。”他苦笑道。

当医生思考的焦点从“什么对患者最好”悄然转变为“什么是政策允许且成本可控的”，医学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医生不再是医疗行为的完全决策者，而是在各种规则约束下的执行者。

一位神经科医生形象地描述：“我们像是在戴着镣铐跳舞。指南告诉你标准舞步，DRG给你划定了舞池范围，而你必须在这个范围内跳舞，还要跳得优美、不犯规。”

价值扭曲？

“张医生手术做得漂亮，门诊一号难求，是患者口中值得信赖的好医生。然而，在晋升高级职称的道路上，他依然屡屡受挫。”

这样的故事在三甲医院中仍不罕见。尽管“破除唯SCI”已成为明确的政策导向，但在许多顶尖医院的实际操作中，科研能力依然是评价医生“高度”与“潜力”的关键标尺。发表高水平论文、获得国家级课题，在某种程度上仍被视为医生学术影响力的硬通货。

这种压力正系统性地将医生的精力从床边推开。青年医生们白天忙于临床，晚上仍要挑灯夜战，为申报课题、撰写论文而奔波。政策的初衷是让医生回归临床，但现实中，许多优秀的临床医生依然被迫在“治病救人”和“产出科研成果”之间进行精力和时间的艰难分配。

其结果，依然是双重的损失：患者可能失去了与医生深入交流的时间，而许多擅长并热爱临床工作的医生，则在兼顾两者的重压下身心俱疲。

形势所迫？

雪上加霜的是日益严峻的执业环境。数据显示，60%的医师在工作中遭受过语言攻击，13%经历过身体侵害。近年来，暴力伤医事件时有发生，让医生们在工作时胆战心惊。

这种环境压力直接影响了医患互动的质量。王医生描述了自己的经历：面对焦急的患者家属，候诊区还有二十多个病人在等待，她不得不缩短解释时间，严格按照经过医务科严格审核的知情同意书来进行沟通。

当医患沟通的核心功能从“建立信任”异化为“法律免责”，医学中最珍贵的人文关怀被迫退居二线。那位愿意花半小时安慰焦虑患者的老主任医师，如今成了科室里的“异类”。

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出走

面对技术、制度、价值、环境的四重挤压，一些医生开始用脚投票，寻找新的出路。

航医成为热门的转行选择之一。一名转行成功的航医透露：“我是上一休二，算下来一个月就工作10天，夜班压力也不大。”尽管待遇一般，但休息时间多、压力小，适合追求工作生活平衡的人。

狱医是另一个受欢迎的选择。浙江一名医生表示：“我有个朋友成为了狱医，是有编制的，收入很好，比普通公务员强很多，上15天班休息15天。”

此外，今年也有很多医生开始转行当律师。北京一名麻醉主治医生发文称：“曾经的医学会秘书长，副主任医师，如今辞职不干了，去当律师了，专打医疗官司。”

这些医生的职业转型，本质上是对当前医疗环境下压力与尊严失衡的一种回应。当临床工作的挑战与回报严重不匹配时，人才的流失就成为必然。

从报考热度下降到在职医生转型，从技术挤压到制度束缚，临床医生的“边缘化”已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这个闭环如果不被打破，医疗体系的未来令人担忧。

但危机中也蕴藏着转机。

或许，这正是医学回归本质的契机——重新发现那些机器和指南无法替代的价值：对复杂病情的整体把握、对患者痛苦的深切共情、在不确定性中作出判断的勇气、将医学知识个体化应用的智慧。

我们或许无法立即改变潮水的方向，但可以决定自己航行的姿态。在遵循指南的同时，不忘注视患者的眼睛；在填写表格的间隙，不忘倾听那些未曾说出的恐惧；在追求科研指标的路上，不忘我们选择这个职业的初心。

别让那把名为“医生”的手术刀，在最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变得锈迹斑斑。

此刻，重拾听诊器，就是重拾我们作为医者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