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举行的2025中国整合肿瘤学大会期间，康迅网有幸邀请到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就免疫治疗时代下胃癌根治性手术策略的演变与未来方向进行了深入交流。梁教授结合多项最新临床研究数据，分享了他对胃癌围手术期治疗与手术方式优化的独到见解。

专家简介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梁寒教授

教授，主任医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胃癌中心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胃肠间质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加速康复外科专委会胃肠学组副组长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胃肠学组副组长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卫生部全国肿瘤规范化诊治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胃癌质控专家委员会执委会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

《中国肿瘤临床》杂志常务副主编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各项课题10余项，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会、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入选2021/2022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入选2021肿瘤科研专家提名榜“研”值巅峰奖。

出版胃癌专著10部，发表论文550余篇，其中SCI论文200余篇。

康迅网：梁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康迅网的采访。近年来，免疫治疗在胃癌领域的进展非常迅速，尤其是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围手术期治疗中。您能否谈谈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现状？

梁寒教授：是的，免疫治疗确实正在改变胃癌的治疗格局。从Checkmate649研究到MATTERHORN研究，我们看到Durvalumab联合FOLT化疗在总生存方面显示出显著优势（HR=0.78，P=0.021），这可能成为未来胃/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围术期治疗的新标准。同时，国内如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主导的ASTRUM-006研究（SOX+/-斯鲁利单抗用于局部进展期胃癌围术期治疗的Ⅲ期研究）也取得了阳性结果，这些都标志着免疫治疗正在从前线向围手术期延伸。

康迅网：我们也注意到，不同研究在病理完全缓解（pCR）率和生存结局上存在差异。您如何看待这些结果对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

梁寒教授：的确，像Keynote585、DRAGON Ⅳ、DANTE等研究虽然pCR率提升明显，但生存获益并不一致。这说明我们不能仅看pCR，还要关注患者的分期、生物标志物如PD-L1 CPS、MSI状态等。例如，我们的PERSIST研究显示，无论CPS表达如何，pCR和MPR（主要病理缓解）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这提示我们免疫治疗的作用机制可能更为复杂。

康迅网：您在研究中提到，部分患者可以达到较高的pCR率，甚至有些患者可以实现临床完全缓解（cCR）并采取“去手术”策略。这是否意味着手术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梁寒教授：确实如此。比如INFINITY研究中，部分cCR患者采取了观察而非手术，且短期生存结果良好。我们的回顾性研究也发现，新辅助免疫治疗后，有21%的患者达到pCR，超过半数实现淋巴结降期。这意味着，对于部分患者，我们或许可以更保守地处理胃和淋巴结，保留更多正常组织和功能。

康迅网： 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免疫治疗背景下，胃癌手术的“根治性”是否也需要重新定义？

梁寒教授：我们过去强调“D2清扫”作为标准，但现在看来，胃周正常淋巴结其实具有重要的免疫调节功能。我们在手术中应尽可能保留这些正常淋巴结，而不是“一刀切”地全部清扫。这不仅是技术上的精细化，更是理念上的转变——从“最大耐受”转向“最小有效”，在根治的同时，兼顾生活质量和后续免疫治疗的效果。

康迅网：感谢您的前瞻性分享。最后，请您展望一下未来胃癌外科治疗的发展方向。

梁寒教授：未来将是“精准外科+精准免疫”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前瞻性研究来筛选优势人群，优化新辅助治疗方案，并探索手术时机与范围的个体化选择。外科医生不仅要会开刀，更要懂免疫、懂整合，这才是未来胃癌根治手术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