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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世仁教授:血液灌流技术精准管理尿毒症难治性并发症

来源:
医路肾康
2025-11-24 14: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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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总数已攀升至102.7万人。随着透析龄的增加,MHD患者皮肤瘙痒、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等远期并发症问题日益凸显。其核心机制之一在于患者体内蛋白结合毒素(PBUTs)和中、大分子毒素的清除不充分。传统的血液净化方式清除能力有限,而血液灌流(HP)技术通过吸附机制,为清除常规透析难以有效去除的PBUTs及中、大分子毒素提供了重要补充手段。

近日,《血液灌流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5年版)》(以下简称《共识》)发布,为规范HP治疗提供最新指引。《医路肾康》特邀数位共识组主席、重要成员解读《共识》。本文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孙世仁教授围绕《共识》更新的核心亮点与临床价值,就如何借助HP技术精准管理尿毒症难治性并发症相关议题分享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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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孙世仁教授

01

新版《共识》开篇就提到我国MHD患者已超百万,且透析龄普遍延长,这使得皮肤瘙痒、神经病变等远期并发症问题日益突出。我们知道,常规的血液透析或滤过在清除中、小分子毒素方面很有效,但为何这些看似“小症状”的并发症依然普遍存在?这是否暴露了传统血液净化模式在中、大分子及PBUTs清除上的固有局限性?

孙世仁教授:我国是慢性肾脏病(CKD)大国,透析患者年增长率达10%。针对庞大的透析人群,提升透析质量是改善尿毒症患者预后的关键,而常规血液透析与血液透析滤过是目前临床最常用的透析模式。它们在清除尿素、肌酐这些小分子毒素方面效率很高。但是,随着透析龄的延长,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清除小分子毒素,更要管理由中、大分子及PBUTs蓄积所引发的长期并发症。

临床大量证据及新版《共识》均强调,当前存在一个重要的“治疗瓶颈”。对于中、大分子毒素(如β2-微球蛋白)以及PBUTs,过去依赖传统弥散或对流原理的血液净化模式,并不能做到完全清除。因为这些毒素分子量大,或者与蛋白结合紧密,很难穿过透析膜,从而在体内不断蓄积。

而这些中、大分子或者PBUTs的蓄积,会导致尿毒症相关并发症,比如顽固性瘙痒、周围神经病变、心血管钙化等。这些并不是临床说的“小症状”,而是毒素“清除不充分”导致直接的临床表现,它清晰地暴露了传统模式的局限性。

因此,我们临床需要实现治疗理念的转变,由过去小分子清除为主的传统观念转向全面、深度的毒素管理。而这些,也正是整个HP技术发挥的核心作用。



02

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临床处理也颇具挑战。新版《共识》对此明确推荐了HP治疗。请问在当前的诊疗现状下,支持这一推荐的主要临床考量有哪些?这是否体现了优先解决患者迫切需求的临床思维。

孙世仁教授:尿毒症患者的周围神经病变是临床上常见的并发症,尤其针对长透龄患者,新版《共识》对该部分做了合理的推荐,体现了专家组的深思熟虑。它传递了一个核心信息:面对患者巨大的、未被满足的治疗需求,当一项干预措施具备明确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和积极的临床初步观察结果时,就应该积极推荐,为患者获益提供更好的指导。我想《共识》对这方面主要是基于三大临床考量:
明确的病理生理靶点:周围神经病变的根源主要是中、大分子及PBUTs长期蓄积所导致的神经毒性,这已是共识。既然常规血液透析对长期蓄积的毒素,尤其中、大分子毒素的清除不彻底,而HP恰好是能够清除这些毒素的有效手段,所以应用HP来改善患者的“毒素内环境”,就构成了一个逻辑清晰且必要的干预策略。
明确的临床获益证据:现有临床观察一致显示,联合HP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麻木等主观症状,同时神经电生理检查也证实了神经传导速度改善这一客观指标。这是患者能切实感受到的疗效。
优越的风险效益考量:面对进行性且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神经病变,以及常规治疗效果不佳的现状,HP作为一项比较成熟、安全的技术,其潜在获益远大于风险,所以能够为患者提供一项有效的干预措施。
所以,临床医生在临床诊疗实践时,应该理解为:对于主诉有麻木、感觉异常的患者,在排除了其他原因后,被诊断为尿毒症毒素相关的周围神经病变,加用每周一次HP治疗,可能是改善尿毒症或血液透析患者周围神经病变有效的干预策略,从而为患者解除疾苦,这也是一个能够治疗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非常重要的手段。


03

新版《共识》首次为PBUTs蓄积设定了明确的干预阈值,您认为这样一个“量化靶点”的出现,将如何推动临床管理从经验化走向精准化?而我们能够设定这条精准“起跑线”的底气,是否源于以HA系列为代表的“功能化树脂”在吸附技术上的关键突破?

孙世仁教授:我们在血液净化毒素上设定明确的干预阈值,使得PBUTs管理从依赖经验向基于证据的“科学”转变,让我们临床医生有了明确的标准。
实现技术突破的关键是“功能化树脂”。以临床应用广泛的HA系列灌流器为例,它采用的主要是中性大孔树脂材料,实现了多维度的、高效的吸附机制。高效吸附机制的实现,我觉得有以下三个原因:a.材料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丰富的纳米级三维网状孔道,提供了充足的“抓捕”空间。b.精准的“分子筛”效应:精确设计的孔径,能选择性捕获目标毒素,同时让白蛋白等有益物质通过。c.多重作用力协同:不仅依靠范德华力和疏水作用,更关键的是,新型功能化树脂(如pHA130)通过微控正电技术增加了静电吸引力,能更加主动、牢固地结合带负电的PBUTs(如硫酸吲哚酚IS),实现相对特异性的清除。
上述这些技术的改进,其实是从源头控制了心血管风险,HP联合血液透析能在清除IS和硫酸对甲酚(PCS)方面优于血液透析滤过,所以从源头上清除了PBUTs在血管内蓄积所导致的血管损伤和炎症,从而能够有效控制远期心血管风险。

04

既然《共识》为精准治疗划定了“起跑线”,那么通往“个体化治疗”的未来蓝图该如何描绘?在您看来,我们在诊断、治疗和前沿研究上,接下来还需要在哪些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

孙世仁教授:临床治疗要在经验积累之上不断突破临床现有局限。对血液净化来说,需要从这两方面推进:

推广“精准评估”的理念,大力推动IS、PCS检测的临床普及和标准化,要让它成为像肌酐、尿素一样的常规检查项目。

加强规范化的临床实践:依据《共识》,根据患者不同的并发症和毒素水平,制订个体化的HP治疗处方(如灌流器型号、治疗频率和时长)。
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加强以下方面的探索:
优化治疗方案:需要更多的大规模临床试验证据,来回答更加精细的问题,比如:不同毒素水平下的最佳HP治疗频率与时长;全程串联4小时对比传统的2小时,长期心血管获益是否有差异。
探索联合治疗模式:比如肠道菌群干预可以减少PBUTs生成,再加上HP清除这样的联合疗法,能否达到1+1>2的效果,都值得研究。
寻找新的生物标志物:利用代谢组学等新技术,发现其他未知但危害巨大的PBUTs,并开发相应的清除技术。
最终目的是我们希望通过“精准评估+靶向清除”模式,推动治疗从“对症”走向“对因”,从而最终突破当前血液透析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的天花板。相信在5~10年内,我们能够为每位患者开出基于其个体毒素谱的“个体毒素清除处方”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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