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学科的传统核心使命，始终围绕“围术期患者生命安全维护与生理稳态调控”这一根本目标。然而，随着肿瘤学与围术期医学研究的深度融合与交叉演进，这一学科定位正经历着深刻而系统的范式转变。2025年度涌现的多项突破性证据共同昭示着一个更具前瞻性的发展方向：麻醉管理应超越传统保障职能，成为系统改善肿瘤患者中长期预后、全面提升生存质量的关键性主动干预环节。

这一学科内涵的战略性深化，既体现在对围术期病理生理事件与肿瘤生物学转归之间复杂关联机制的深入解析，也反映在借助智能化、数字化等新兴技术实现围术期管理精准化与个体化的能力提升。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年度关键进展，并阐释其在推动肿瘤麻醉实践范式转变中的重要意义。

2025年，几项关键性随机对照试验为肿瘤麻醉实践提供了颠覆性见解，并明确了学科未来的主攻方向。其中，发表于Anesthesiology的GA-CARES多中心随机优效性试验，首次以大规模、前瞻性、直接针对长期生存的方式，系统评估了丙泊酚与挥发性麻醉对高风险肿瘤切除患者长期生存的影响，从而为该领域提供了此前缺乏的高级别证据。其最终结果显示，两种麻醉方式在主要终点全因死亡率上未见显著差异。这一阴性结果具有深刻的创新性意义：它通过高级别证据表明，在现有临床实践中，单纯依赖丙泊酚与挥发性麻醉药物的选择，并不构成改善肿瘤患者长期预后的有效策略。这促使临床与科研的焦点，必须从对单一麻醉药物潜在抗肿瘤特性的探讨，系统性地转向对围术期整体管理方案的循证优化与整合，包括统筹管理手术应激、疼痛、免疫反应、营养及并发症预防等影响远期结局的多重可改变因素，真正承担起改善患者中长期预后的责任。

与GA-CARES形成互补的是今年发在JAMA上发表的ALLEGRO试验。该试验在结直肠微创手术人群中证实，围术期静脉输注利多卡因并未促进术后72 h内的肠功能恢复，这一阴性结果对ERAS路径中常规包含静脉利多卡因作为标准化镇痛与促动力组件的实践模式，提出了基于一级证据的直接挑战。然而，一个更具深意的科学视角在于，多项基础及临床研究曾提示，利多卡因可能通过其系统性抗炎、调节免疫细胞功能及潜在的表观遗传学效应，对肿瘤的远期复发与转移风险产生抑制作用。ALLEGRO试验以近期肠功能恢复为主要研究终点，其设计框架并未包含对这一远期肿瘤生物学假设的直接检验。因此，这一结果不应被简单解读为对利多卡因所有潜在围术期价值的全盘否定，而恰恰指明了未来的关键研究方向：亟需前瞻性地设计与开展以无病生存期、总生存期等肿瘤学硬终点为主要目标的随机对照试验，在结直肠癌及其他特定实体肿瘤患者群体中，重新系统评估围术期利多卡因治疗的潜在长期价值。

在改善患者短期结局与体验方面，证据则更为明确和积极。一项针对乳腺癌手术的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以胸椎旁神经阻滞为基础的无阿片麻醉策略，能显著提升患者术后恢复质量评分，并提供更优的镇痛效果与更少的不良反应。这项研究不仅巩固了区域阻滞在高质量术后恢复中的基石地位，更展示了通过精细化麻醉管理直接提升患者主观体验与功能恢复速度的可行路径，这是改善中长期生活质量的重要起点。

2025年国际指南的更新，与临床研究证据高度契合，共同确立了“风险分层”与“个体化”为围术期管理的核心原则。

其中，ESPEN 2025更新指南确立了围术期营养管理的基本框架，其核心在于 “风险分层”与“积极支持” 。该指南强调，对于已存在由疾病或治疗导致的病理性营养不良状态（如体重下降、肌少症）的肿瘤患者，必须进行系统评估，并实施以纠正营养缺乏、改善身体组成为目标的术前营养支持与术后早期肠内营养。这一路径旨在优化患者的生理储备与手术耐受性，并与ERAS原则紧密结合。需要明确的是，该指南所确立的“营养支持”范式，其根本目标是纠正已存在的营养缺乏、改善生理储备。这恰恰突显了探索如模拟禁食饮食这类旨在主动调节代谢与免疫微环境、而非单纯补充营养的全新干预策略，具有独特的必要性与科学价值。这两类策略服务于围术期管理的不同维度：前者是保障手术安全与恢复的基础，后者则可能开辟一条通过短期、可控的代谢干预来主动影响肿瘤转归的新路径，二者共同构成了更为完整的围术期综合管理拼图。

此外，另一项POQI-11共识明确指出，目标导向血流动力学治疗不应被视为所有择期大手术的常规配置，而是建议将其作为一项个体化工具，审慎应用于经过评估确属中高危的患者群体。这一立场转变，旨在避免技术的泛化与滥用，推动临床资源更精确地投向最可能获益的人群。

实现真正个体化的关键引擎，在于智能化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应用。人工智能预测模型能够整合多模态数据，于术前识别并发症高风险患者；术中智能监测系统可实时解读血流动力学复杂信号，为决策提供支持；术后大数据平台能追踪长期结局，反馈优化管理路径。肿瘤麻醉正借力这些技术，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为每位患者定制围术期管理方案。

2025年，非阿片镇痛药物领域迎来机制多元化发展。FDA批准的Nav1.8抑制剂Suzetrigine提供了全新作用靶点。该药物是首个靶向Nav1.8电压门控钠通道亚型的抑制剂，其药理类别独立于传统的阿片类药物、非甾体抗炎药及局部麻醉药。它的问世，为构建围术期多模式镇痛方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选择。其理论优势在于，有望在实现有效镇痛的同时，规避阿片类药物固有的呼吸抑制、成瘾风险、胃肠道功能抑制以及对免疫功能的潜在负面影响，从而更契合肿瘤患者围术期管理的复杂需求。当然，该药在围术期场景下的最佳给药方案、与其他镇痛技术的协同效应，以及在合并多种并发症的肿瘤人群中的安全性，仍有待后续临床试验的进一步阐明。

此外，其他机制的非阿片药物研究也为肿瘤患者带来新希望。例如，高选择性TRPV1激动剂树脂毒素（Resiniferatoxin）的局部应用，可能实现持久的感觉神经消融，为顽固性癌痛或特定手术区域提供长效镇痛方案；靶向神经生长因子的单克隆抗体（如Tanezumab）在慢性疼痛治疗中显示出潜力，其在围术期，特别是合并骨转移或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肿瘤手术患者中的应用价值值得探索，这些新型药物共同的目标是构建更安全、对免疫功能干扰更小的镇痛体系。

在阿片类药物领域，研究与开发并未止步，焦点转向如何减轻其固有不良反应。新一代阿片类药物或新型制剂（如偏向性μ阿片受体激动剂、外周限制性阿片类药物）旨在分离镇痛效应与呼吸抑制、成瘾性、便秘等不良反应。尽管目前在肿瘤围术期场景中的应用证据仍在积累初期，但其标志着阿片类药物研发范式的深刻转变——从“耐受不良反应”转向主动“构建更安全的阿片策略”。

基于此，笔者认为，未来的围术期镇痛应遵循 “无阿片策略优先，但不禁忌阿片” 的务实原则，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分层、精准的镇痛体系：以区域神经阻滞与非阿片类镇痛药作为一线基石，实现大部分患者的充分镇痛；而将新一代低不良反应阿片药物，严格定位为按需使用的精细化救援或辅助用药。该策略旨在确保镇痛效果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降低对患者康复及潜在肿瘤免疫的负面影响，最终服务于改善肿瘤患者总体预后的最高目标。

开创性的转化研究正在深刻揭示围术期管理影响肿瘤预后的生物学桥梁，为麻醉学科从“术中安全守护者”向“预后主动调控者”的角色转变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一项发表于Gut杂志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首次系统阐明围术期应用模拟禁食饮食策略可通过重塑肠道菌群结构、增强肠道屏障功能，诱导记忆性CD8⁺ T细胞生成，从而显著抑制结直肠癌的进展。这一突破性发现不仅将营养干预、微生物组学与肿瘤免疫学有机连接，更为麻醉医生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强、非药物性的围术期干预新范式，证明通过调节患者内在生理生态，能够直接影响肿瘤转归。

同时，神经-肿瘤交互作用机制的研究为区域麻醉技术赋予了超越镇痛的潜在新维度。研究表明，感觉神经元可通过释放CGRP等神经肽直接驱动肉瘤进展。这提示，围术期应用的区域神经阻滞技术，通过阻断手术应激导致的神经源性信号瀑布，可能从源头上扰动肿瘤赖以生存的神经微环境。尽管这一机制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转化仍需验证，但它为区域麻醉在改善肿瘤长期预后方面的价值提供了令人兴奋的生物学假说。

另一项转化研究则发出明确警示：阿片类药物吗啡可能削弱抗PD-1免疫治疗的疗效。这迫使麻醉医生在管理接受免疫治疗的肿瘤患者时，必须将镇痛策略置于肿瘤综合治疗的全局中考量。这些研究共同表明，麻醉医生的决策已深远触及肿瘤患者的病理生理核心进程。未来的肿瘤麻醉，必须是深谙免疫学、肿瘤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等多学科原理的精准实践，通过调控应激、疼痛、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反应，成为连接成功手术与良好长期预后的关键纽带。

2025年肿瘤与麻醉领域的标志性进展，清晰地勾勒出这一学科的演进方向：其核心角色正经历从术中安全的保障者向围术期预后的主动管理者的战略转型。证据体系清晰地揭示，决定肿瘤患者长期转归的关键，并非某种孤立的麻醉技术或药物，而在于对疼痛-应激-免疫-代谢这一复杂网络的系统性调控。

实现这一精准调控有赖于两大引擎的协同驱动：一是以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智能决策系统，推动管理从经验范式迈向基于数据驱动的个体化范式；二是以神经-免疫-肿瘤交互机制为代表的新一代科学认知体系，为开发靶向性干预措施（如新型非阿片镇痛药、饮食干预策略）提供根本性的理论蓝图。

展望未来，肿瘤麻醉医生将扮演更为核心的角色。我们不仅是外科手术的“护航者”，更是利用围术期这一特殊时间窗，通过多维度干预主动塑造患者内环境、以期改善肿瘤学结局的“治疗者”。这要求我们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拥抱跨学科合作，并积极引领和参与以患者长期预后为核心终点的临床研究。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以证据为基础、以技术为支撑、以患者长期健康为核心的肿瘤围术期医学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