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剂量口服糖皮质激素是MCD初始治疗的推荐方案，但长期使用会引发诸多严重不良反应，如类固醇诱导糖尿病、感染等，尤其对老年患者危害更大。利妥昔单抗（RTX）是一种靶向CD20的单克隆抗体，在治疗频繁复发或激素依赖型MCD方面有一定成效，然而其在MCD初始治疗中的长期疗效和风险尚不明确。2025年1月，《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half - dose glucocorticoids combined with rituximab versus high - dose glucocorticoids for initial treatment of minimal change disease: a single - center experience》的研究（在线收录在2024年电子期刊中）^[1]，该研究旨在对比半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RTX与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MCD的疗效和安全性，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纳入了2020年1月—2022年10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经肾活检确诊的74例MCD患者，分为三组：RTX单药组（20例，d1、d15各注射1000 mgRTX）、p+RTX组（28例，每日0.5 mg/kg泼尼松+d1注射1000 mgRTX）、高剂量泼尼松组（26例，每日1 mg/kg泼尼松口服，最大剂量不超过60 mg），随访12个月，主要终点为完全缓解（CR）和部分缓解（PR）率，次要终点为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显示，三组基线特征（年龄、性别、蛋白尿水平等）无统计学差异。疗效方面，12个月时p+RTX组CR率为96.4%，高剂量泼尼松组为96.2%，两组在CR、PR率及肾功能指标上无显著差异（P>0.05）（见图1）；而RTX单药组CR率仅50%，显著低于前两组。安全性上，p+RTX组总体类固醇诱导糖尿病发生率（3.5%）低于高剂量泼尼松组（19.2%），尤其在55岁以上老年亚组中，p+RTX组无类固醇诱导糖尿病病例，而高剂量泼尼松组发生率达37.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1）；两组在感染、输液反应等其他不良事件发生率上无显著差异。此外，p+RTX组与高剂量泼尼松组在尿蛋白降低、血清白蛋白升高的幅度和趋势上一致，且均无复发报告。研究表明，p+RTX方案治疗MCD的疗效不劣于传统高剂量泼尼松方案，且能有效降低类固醇诱导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尤其适合老年患者。研究局限性包括单中心设计、样本量较小、非随机化及随访时间较短等，未来需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验证其长期疗效与安全性。

图1 随访期间三组的累积完全缓解率和累积复合缓解率

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和难治性微小病变肾病（TR-MCD）是复杂的肾脏疾病，二者具有高度异质性，现有免疫抑制治疗响应率仅25%~50%，50%患者5~10年内进展为肾衰竭。先前研究发现，尿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uMCP-1）、尿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1（uTIMP-1）可作为肾内TNF激活的无创生物标志物，尿表皮生长因子（uEGF）则能反映肾实质保留程度。2025年2月，《Kidney360》发表了一篇题为《Precision Medicine Proof-of-Concept Study of a TNF Inhibitor inFSGSand Treatment-Resistant Minimal Change Disease》的研究^[2]，旨在探讨TNF抑制剂阿达木单抗对肾内TNF激活的FSGS和TR-MCD患者的疗效。研究采用多中心、开放标签的试验设计，纳入7名符合条件的患者（年龄6~80岁、eGFR>30 ml/（min·1.73m²）、尿蛋白/肌酐比≥1.5 g/g），按体重给予阿达木单抗20~40 mg皮下注射，每2周1次，共5剂。分别在基线、第2、8、10周评估生物标志物（uMCP-1、uTIMP-1、uEGF等）、肾功能及安全性，第14周进行安全随访。结果显示，患者基线中位尿蛋白/肌酐比12.1 mg/mg，血清白蛋白2.4 g/dl，eGFR 57 ml/（min·1.73m²），均完成规定给药。生物标志物呈现异质性反应：uMCP-1变化较uTIMP-1更显著，3名患者uMCP-1明显下降，且肾实质保留良好（高uEGF）的患者响应更优（见图2）；仅1名患者蛋白尿下降超50%，5名患者最终eGFR低于基线，但eGFR下降被认为是疾病自然进程而非药物所致。安全性方面，仅1名患者因既往病史多次住院，无死亡、严重感染或肝毒性等严重不良事件。该研究表明了精准医疗试验在罕见肾小球疾病中具备可行性。阿达木单抗对TNF介导的生物标志物的抑制效果有限且异质，仅肾实质保留较好的亚组患者获益。研究提示，需优化患者选择标准（结合uEGF等肾实质评估指标）、拓展生物标志物组合以覆盖多重损伤通路，并扩大样本量，才能提升靶向治疗的精准性与有效性，为FSGS和TR-MCD的个体化治疗提供新方向。

图2 研究参与者从基线到第10周的尿液中MCP-1和TIMP-1水平的变化

MCD和原发性FSGS是常见的导致肾病综合征的足细胞病，近期研究发现免疫调节异常尤其是自身抗体在其中起重要作用。2025年3月，《Kidney International》发表了一篇题为《Anti-nephrin antibodies in adult Chinese patients with minimal change disease and primary 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的研究^[3]。该研究旨在评估抗nephrin自身抗体在中国成年患者中的相关表达情况及其与疾病的关联。实验结果表明，抗nephrin抗体总体阳性率为43.0%（IgG阳性30.0%、IgM阳性26.0%、双阳性13.1%），在未接受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的肾病范围蛋白尿患者中高达51.1%，且疾病对照与健康对照均未检出该抗体。抗体阳性患者表现出更严重的肾病综合征（见图3）：尿蛋白水平显著升高、血清白蛋白降低、血清肌酐升高、eGFR下降，肾病综合征患病率和肾小球IgG沉积率更高。尽管两组临床缓解时间相近，但抗体阳性组复发率（52.6% vs 18.1%）、频繁复发率（20.6% vs 4.4%）显著更高，无复发生存期更短。双阳性患者病情最为严重，尿蛋白水平最高、肾功能最差，复发率达90.2%，呈现剂量叠加效应。纵向分析发现，临床缓解时抗体水平显著下降，而复发前1~4个月抗体可再次出现，且抗体水平与尿蛋白、血清肌酐呈正相关，与血清白蛋白、eGFR呈负相关。研究证实，抗nephrin抗体（IgG和IgM）与MCD、FSGS的疾病活动性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可为疾病监测、复发预测提供重要生物标志物，同时为抗体耗竭治疗提供潜在靶点，丰富了自身免疫性足细胞病的病因学认知。

图3 抗nephrin抗体阳性与抗nephrin抗体阴性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微小病变型肾病综合征（MCNS）患者常出现严重水肿，可能影响口服糖皮质激素的吸收，而目前对于严重水肿的MCNS患者，静脉注射甲泼尼龙是否优于单纯口服泼尼松尚缺乏足够证据。2025年4月，《Nephrology Dialysis Transplantation》发表了一篇题为《Intravenous methylprednisolone for nephrotic syndrome with minimal change lesions in adul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的文章^[4]，该研究旨在比较两种治疗方案的疗效，为MCNS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选择。研究于2015年5月至2020年10月纳入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117例符合标准的患者，按1：1随机分配至序贯组（n=57）和口服组（n=60），随访48周。纳入标准为14~70岁、肾活检确诊MCNS、血清白蛋白＜30 g/L、重度水肿且体重增加＞20%，排除继发性肾小球疾病、口服药物禁忌等情况。干预方案中，序贯组先给予静脉甲泼尼龙0.8 mg/kg/d（最大64 mg/d）输注2周，后续改为口服泼尼松1.0 mg/kg/d；口服组直接给予口服泼尼松1 mg/kg/d（最大80 mg/d），疗程8~12周，根据疗效逐步减量。主要终点为12周内总缓解率（完全缓解+部分缓解）或完全缓解率，次要终点包括完全缓解时间、复发率、不良事件等。研究结果显示，两组基线特征无显著差异。序贯组治疗2周时总缓解率（87.8% vs 69.8%，P=0.032）和完全缓解率（63.3% vs 41.5%，P=0.031）均显著高于口服组，治疗4周时序贯组总缓解率达100%，仍显著高于口服组的88.7%（P=0.027），而12周内其余时间点两组缓解率无统计学差异（见图4）。此外，序贯组达到完全缓解的时间更短（14.0天 vs 16.0天，P=0.024），2周和4周时血清白蛋白升高幅度更显著（P=0.021、P=0.010）；但两组48周内复发率（24.5% vs 28.3%，P=0.823）、复发时间（155±103天 vs 150.7±103.7天，P=0.916）及不良事件（如紫纹、痤疮、感染等）发生率均无显著差异，严重不良事件以感染为主，且所有患者均恢复良好。结论指出，重度水肿MCNS患者采用短期静脉甲泼尼龙诱导联合口服泼尼松治疗，能实现更早缓解，且不增加复发风险和不良事件，优于常规口服泼尼松方案，可为该类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治疗选择。该研究为首个针对重度水肿MCNS患者的相关RCT，填补了临床证据空白，但存在单中心、样本量较小、随访时间较短的局限性，长期疗效与安全性仍需多中心大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

图4 序贯组和口服组的缓解率

DNA修复对维持基因组完整性至关重要，而肾脏足细胞作为终末分化细胞，再生能力有限，其损伤与衰老及多种肾脏疾病密切相关。此前研究提示DNA损伤信号与mTOR通路存在交互作用，但足细胞中基因组维持与mTORC1信号的关联尚未明确。2025年5月，《JCI Insight》发表了一篇题为《Loss of genome maintenance is linked to mTOR complex 1 signaling and accelerates podocyte damage》的研究^[5]。研究聚焦肾脏足细胞的基因组维持机制，揭示其与mTORC1信号通路的相互作用在衰老及肾小球疾病中的核心作用，为相关疾病的病理机制和治疗靶点提供了关键证据。研究构建了足细胞特异性DNA切除修复蛋白Ercc1敲除小鼠（Ercc1-pko）、他莫昔芬诱导性敲除模型（ipko）及mTORC1过度激活的Tsc1-pko小鼠模型，并结合体外足细胞实验和人类肾组织样本分析。结果显示，足细胞特异性Ercc1敲除会导致DNA损伤大量积累，引发足突融合、足细胞丢失，进而出现白蛋白尿、肾小球硬化和肾功能衰竭，Ercc1-pko小鼠寿命缩短至15~20周，验证了DNA修复对足细胞健康的必要性。进一步机制研究显示，足细胞在DNA损伤应激下会激活mTORC1信号通路，这一过程依赖DNA-PK和ATM激酶，抑制这两种激酶可阻断mTORC1激活。更关键的是，研究证实mTORC1与DNA损伤存在双向恶性循环——mTORC1过度激活的Tsc1-pko小鼠在4周龄时即出现显著的DNA损伤焦点（gH2A.X标记）积累，而Ercc1缺陷小鼠中DNA损伤激活的mTORC1信号，会进一步降低细胞的DNA修复能力，形成“DNA损伤积累→DNA-PK/ATM激活→mTORC1激活→DNA修复能力下降→更多DNA损伤”的恶性循环，持续加剧足细胞损伤（见图5）。干预实验表明，mTORC1抑制剂雷帕霉素虽未降低白蛋白尿和血清肌酐水平，但能减少DNA双链断裂，增加足细胞标志蛋白表达和裂孔隔膜长度，显著减轻肾小球硬化，验证了打破该恶性循环的治疗潜力。临床样本分析显示，健康衰老的小鼠和人类足细胞中存在DNA损伤信号，FSGS患者足细胞的DNA修复基因表达异常、DNA损伤显著积累，而MCD患者的相关改变较轻微，提示该机制与临床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综上所述，该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足细胞中的基因组维持与mTORC1通路相关，并参与衰老过程以及肾小球硬化的发展，揭示了DNA损伤通过激活mTORC1信号加速足细胞损伤的机制，为理解肾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寻找潜在治疗靶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图5 mTORC1过度激活与足细胞中DNA损伤积累增加有关

肾病综合征中，MCD和FSGS所致的激素依赖型（SDNS）和频繁复发型（FRNS）的治疗面临挑战。传统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长期使用副作用显著，而利妥昔单抗作为靶向B细胞CD20的单克隆抗体，在自身免疫性肾病中展现出了潜力，但成人患者数据有限。2025年6月，《International Immunopharmacology》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ituximab in adult patients with steroid-dependent or frequent relapsing nephrotic syndrome: A retrospective study》的文章^[6]，旨在评估利妥昔单抗治疗成人SDNS/FRNS的疗效与安全性。这也是目前亚洲最大规模的相关回顾性研究。研究纳入2015—2023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94例经肾活检证实为MCD（88.3%）或FSGS（11.7%）的SD/FR肾病综合征患者，均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并完成长期随访。患者中位年龄26岁，男性占68.1%，基线时均有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史，中位复发次数4次，76.2%的检测患者（16/21）抗nephrin抗体阳性，提示该抗体可能为疾病潜在生物标志物。结果显示，患者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后，中位随访时间为24.0（16.0，39.0）个月，总随访时长74.0（49.5，107.3）个月；中位输注次数3（2，4）次，年输注频率1.6（1.0，2.1）次，中位总剂量1700（1000，2500）mg。治疗应答方面，87.2%（82/94）的患者达到完全缓解（其中MCD73例、FSGS 9例），12.8%（12/94）达到部分缓解（MCD 10例、FSGS 2例），整体临床缓解率100%；治疗后复发率为30.9%（29/94），其中MCD患者23例复发，FSGS患者6例复发（见表1）。此外，治疗后患者尿蛋白水平从基线0.7（0.1，3.7）g/d显著降至0.08（0.04, 0.1）g/d，血清白蛋白从34.1±9.3 g/L升至43.1±5.0 g/L，且血清肌酐和eGFR维持稳定，未出现明显肾功能损伤；中位缓解时间1.5个月，中位无复发生存期延长至50个月，85%患者复发频率下降超50%，疗效显著优于传统治疗。安全性方面，仅12.8%的患者出现轻微不良反应，以上呼吸道感染和轻度皮疹为主，无严重或致命反应，耐受性良好。复发患者分析显示，基线尿蛋白、血肌酐更高及eGFR更低的患者复发风险更高，且76.5%的复发患者复发时B细胞计数超过5 cells/μl，提示持续B细胞耗竭对预防复发至关重要。研究证实，利妥昔单抗对MCD或FSGS相关的成人SD/FR肾病综合征是有效且安全的治疗选择，可显著提升缓解率、降低复发风险，减少对激素的依赖。但该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设计，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需更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优化治疗方案。

表1 MCD或FSGS所致SD/FR肾病综合征患者的利妥昔单抗治疗反应和随访数据

MCD是特发性肾病综合征（INS）的常见病因，以大量蛋白尿为特征，病理上仅能通过电镜观察到足突融合，光镜下无明显变化。目前糖皮质激素是主要治疗药物，但存在依赖、抵抗、复发及副作用（如库欣综合征、感染等）问题，超过50%的成年患者会复发，需联合免疫抑制剂。RTX作为一种抗CD20单克隆抗体，能有效治疗MCD，且毒性低、可减少类固醇剂量，不过其治疗MCD的最佳剂量尚不明确。基于此，2025年7月，《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发表了一篇题为《Ultra-low-dose rituximab is effective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minimal change disease - A retrospective study》的研究^[7]，聚焦于探讨超低剂量RTX方案（每周100 mg，持续4周）治疗MCD的疗效。研究收集2021年1月—2023年10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31例MCD患者的临床数据，按治疗剂量分为两组：超低剂量组（ULD-RTX）17例（14名成人、3名儿童），标准剂量组（SD-RTX）14例（9名成人、5名儿童），标准剂量组采用500 mg/周×4周的治疗方案。所有患者均随访至少6个月，治疗期间辅以低剂量糖皮质激素及预处理药物，主要评估血清白蛋白、24小时尿蛋白、缓解率、成本及不良事件等指标。

两组患者基线特征（年龄、BMI、血清白蛋白、尿蛋白等）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白蛋白均显著升高，24小时尿蛋白均显著降低，且各时间点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明超低剂量RTX在改善肾功能核心指标上与标准剂量疗效相当。6个月时，超低剂量组CR为82%、总缓解率为88%，标准剂量组完全缓解率为86%、总缓解率为93%，两组缓解率及完全缓解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成本方面，超低剂量组4次治疗总费用仅773美元/人，远低于标准剂量组的4348美元/人，经济优势显著（表2）。安全性方面，两组患者肾功能均未受影响，无血液毒性等严重并发症。仅标准剂量组1例患者出现社区获得性肺炎，经抗感染治疗后好转，超低剂量组无不良事件发生，提示其安全性更优。此外，治疗1个月后两组均实现100% B细胞耗竭，6个月时超低剂量组B细胞重建比例更高，但未影响整体疗效，必要时可通过补充低剂量RTX维持疗效。研究表明，超低剂量RTX治疗MCD在核心疗效指标上与标准剂量相当，且具有成本更低、安全性更优的优势，为激素依赖、耐药或存在激素副作用/禁忌证的MCD患者提供了更经济合理的治疗选择。但该研究为单中心、小样本回顾性研究，随访时间较短，结果需更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验证。

表2 两种剂量方案在六个月内的成本和疗效

INS以复发性蛋白尿、低白蛋白血症等为特征，长期易进展为慢性肾脏病（CKD）并伴随心血管疾病风险，且个体预后差异大。内皮糖萼损伤与肾脏疾病进展、心血管事件密切相关，而Syndecan-1是内皮糖萼损伤的公认生物标志物。2025年8月电子期刊在线收录了题为《Serum Syndecan-1 is Associated With Kidney and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Idiopathic Nephrotic Syndrome》的研究（该研究于同年5月发表在期刊《Kidney International Reports》上）^[8]。研究聚焦INS患者的肾脏和心血管不良结局风险评估，以血清Syndecan-1为核心研究指标，旨在验证其对INS患者相关预后的预测价值。研究纳入NEPTUNE队列的348名INS患者（含成人175名、儿童173名，涵盖微小病变型肾病MCD 141例、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 172例及35例未活检患者）和34名健康对照，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基线血清Syndecan-1水平，纵向随访36个月，分析其与肾脏、心血管结局的关联，并结合体外实验探索机制。结果显示，INS患者的血清Syndecan-1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约1/3无蛋白尿或亚肾病范围蛋白尿的患者仍存在Syndecan-1高水平。激素使用者无论疾病活动状态，Syndecan-1水平均高于未接受免疫抑制治疗者；蛋白尿期MCD患者的Syndecan-1水平高于FSGS患者，且该标志物与同期蛋白尿呈弱相关，但与基线肾功能（eGFR）无显著关联。经调整年龄、性别、肾功能、蛋白尿、肥胖等混杂因素后，Cox回归分析显示，基线血清Syndecan-1水平与“eGFR下降40%或肾衰竭”的复合结局显著相关（HR=1.284，95% CI：1.144~1.441，P<0.001），但与单纯肾衰竭无显著关联（HR=0.996，P=0.97）；广义估计方程线性模型显示，其与UPCR、eGFR的即时关联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29、0.28）（见表3）。心血管相关分析中，Syndecan-1水平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显著相关（P均<0.05），与舒张压升高呈趋势性相关（P=0.056）。体外实验证实，复发期INS患者血清可诱导人肾小球内皮细胞（GEnC）的Syndecan-1表达上调，添加地塞米松可部分缓解该效应，金属蛋白酶抑制剂则能完全阻断，提示GEnC可能是INS中内皮损伤的关键靶细胞。研究结论指出，基线血清Syndecan-1可作为INS患者不良肾脏结局（eGFR显著下降或肾衰竭）和心血管风险因素（血脂异常）的潜在生物标志物。该标志物能识别传统指标未发现的“沉默”风险人群，尤其对缓解期患者的长期风险评估具有重要价值，为临床个体化干预提供新方向。研究局限性包括缺乏Syndecan-1动态监测数据及随访时间有限，未来需进一步验证其在更大队列中的预后价值及干预潜力。

表3 血清Syndecan-1与肾脏结局指标的相关性

2025年9月，《Nephrology Dialysis Transplantation》发表了一篇题为《Temporal trends in the treatment of relapsing minimal change podocytopathy-a binational cohort study》的研究^[9]。该研究由丹麦和荷兰的科研团队合作开展，旨在分析1985—2022年间成人MCD复发患者免疫抑制治疗方案的时间变化特征，为后续MCD预后与结局的流行病学研究提供参考。研究纳入了13家医院239名经活检证实的MCD患者，其中64%于2010年前确诊，中位年龄46岁，55%为女性，中位随访2.8年。研究以2010年（利妥昔单抗逐步应用、2012年KDIGO指南发布前夕）为时间节点，对比分析不同时期复发患者的治疗方案及疗效差异。患者基线特征均衡，2010年前/后确诊者在年龄、性别、肾功能等指标上无显著差异，初始治疗均以泼尼松单药为主（使用率85%~87%），92%患者实现缓解，中位缓解时间46天。56%的初始泼尼松治疗患者会复发，68%的复发发生在首次缓解后1年内。不同复发阶段的治疗方案变迁是核心发现，首次复发时，2010年前泼尼松单药使用率为67.1%，2010年后降至43.6%，而CNI使用率从10.0%增至30.8%，环磷酰胺从11.4%降至5.1%；二次复发中，2010年前泼尼松单药和环磷酰胺使用率分别为50.0%和32.4%，2010年后前者降至25.0%，后者降至14.3%，CNI则升至35.7%，利妥昔单抗开始应用于17.9%的患者；三次及以上复发时，变化更为显著，2010年前泼尼松单药和环磷酰胺使用率为54.1%和29.7%，2010年后前者仅20.6%，后者降至0，CNI和利妥昔单抗使用率分别达44.1%和35.3%（表4）。疗效方面，所有治疗方案均维持高缓解率，首次复发完全缓解率81%，二次复发78%，未因治疗调整出现疗效下降。不同方案缓解时间存在差异：泼尼松单药治疗首次复发中位缓解时间42天，CNI相关治疗91天，利妥昔单抗缓解时间较长（中位328天），但患者无需频繁调整治疗方案。研究结论指出，2010年后成人复发性MCD治疗策略发生显著转变，泼尼松单药和环磷酰胺使用率持续下降，CNI和利妥昔单抗应用大幅增加，这一变化与对传统药物毒性的重视、患者治疗偏好及新药物临床应用相关。该研究为后续MCD预后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线依据，但也存在回顾性设计导致部分数据不完整、缺乏种族多样性等局限。

表4 MCD首次、二次及三次至十四次复发患者接受不同治疗方案的占比（总体及按2010年前/后复发时间分组）

目前临床中，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是成人MCD的初始标准治疗方案，虽80%患者可在8周内实现蛋白尿缓解，但仍有10%~20%存在激素抵抗，且56%~76%缓解患者会出现复发，长期依赖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易引发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预后。2025年10月，《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发表了一篇题为《Novel inflammation biomarkers in adult minimal change disease: predicting steroid-resistance and relapse》的研究^[10]，旨在评估新型全身炎症标志物对成人MCD激素抵抗及缓解后复发的预测能力，为临床早期识别高危患者、优化治疗方案提供依据。该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2010年1月—2021年12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121例经病理确诊的成人MCD患者，中位年龄22（19，40）岁，男性占76%。研究收集患者初始激素治疗前的临床数据，计算8种新型全身性炎症标志物，通过单变量分析、多变量逻辑回归及Cox回归等统计方法，评估其对激素抵抗和缓解后复发的预测价值。患者初始治疗后，81%（98例）实现缓解，19%（23例）为激素抵抗；缓解组中位随访11.4（6.3，33.4）个月，46.9%（46例）出现复发，复发原因以激素减量（56.5%）和感染（30.4%）为主。研究发现了两种新型炎症标志物的独立预测价值。其一，经调整血液因素、尿液因素及其他炎症标志物的多因素校正后，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CAR）≥0.196是成人MCD患者激素抵抗的独立危险因素（P=0.011，OR=6.254），而其他候选标志物（如全身炎症综合指数AISI、预后营养指数PNI）经多因素校正后无显著独立预测作用（见表5）。其二，衍生中性粒细胞/（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比值（dNLR）≥1.32是缓解后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P=0.018，HR=2.442），同时完全缓解时间延长、基线血清IgG升高也与复发风险增加相关。此外，包含dNLR的风险模型对初始缓解后2年内复发的预测效能最优（AUC=0.806），为临床风险分层提供了量化依据。该研究填补了肾疾病领域CAR应用的空白，将其从肿瘤、心血管疾病等领域拓展至MCD治疗评估，同时进一步证实了dNLR在免疫相关疾病预后预测中的广泛价值。但研究存在局限性，单中心回顾性设计、样本量较小及缺乏标志物动态监测，可能影响结果外推性，需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综上，新型全身性炎症标志物CAR（≥0.196）和dNLR（≥1.32）分别为成人MCD激素抵抗和缓解后复发的可靠独立预测因子。二者获取便捷、计算简单，可助力临床早期识别高危患者，避免无效激素治疗，及时调整免疫抑制剂方案，对改善患者长期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表5 多变量Cox回归模型中新的全身炎症标志物和激素抵抗风险的关联

IgA肾病（IgAN）作为全球最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肾炎，在亚洲人群中患病率较高，且30%~40%的患者会在确诊后20~30年内进展为终末期肾病，而NS作为IgAN的罕见临床表现，发病时发生率仅6.7%~14.7%，此前已有研究提示该类患者可能合并MCD，但因缺乏可靠的鉴别生物标志物，临床诊断与治疗面临诸多挑战，亟需明确重叠表型的特征及针对性治疗策略。2025年11月，《Frontiers in Immunology》发表了一篇题为《How to identify IgA nephropathy presenting as nephrotic syndrome coexisting with minimal change disease? A 15-year single-center clinicopathological analysis》的研究^[11]。该研究聚焦以肾病综合征（NS）为表现的IgAN患者，核心旨在探究其与MCD重叠表型的识别方法、患病率及治疗指导意义。研究筛选2010—2024年1298例活检证实的原发性IgAN患者，最终纳入67例符合NS诊断标准、年龄18~75岁且随访≥12个月的患者，按治疗反应分为CR组（24例）、非缓解（NR）组（26例）和PR组（17例）。通过收集临床数据、病理检查（透射电镜、免疫荧光）及统计学分析，探究重叠表型的核心特征。结果显示，CR组与NR组基线临床特征差异显著：CR组基线血清白蛋白更低（18.8±4.0 vs. 24.1±4.2 g/L，P<0.001），eGFR更高（101±29 vs 62±35 ml/（min·1.73m²），P<0.001）。病理层面，CR组足细胞足突呈现广泛融合，与MCD典型病理特征高度一致，而NR组足突融合程度显著较轻（见图6A）。激光共聚焦免疫荧光分析发现，54.2%（13/24）的CR患者存在nephrin与IgG的特异性共定位，与MCD对照组模式一致，而NR组无此现象（见图6B）。治疗反应方面，CR组蛋白尿快速缓解，1个月时24h尿蛋白降至0.1±0.1 g，血清白蛋白显著回升，与NR组形成鲜明对比，且两者的时间×组间交互效应显著（P=0.001和P=0.004）（见图6C）。Kaplan-Meier分析显示，抗nephrin阳性患者100%在1个月内实现CR，Cox回归证实其为快速缓解的独立预测因子（HR=0.40，95% CI：0.17~0.90，P=0.028）（见图6D）。此外，研究估算约35.8%的NS-IgAN患者为IgAN-MCD重叠表型。结论指出，抗nephrinIgG共定位可有效识别IgAN-MCD重叠表型，该表型具有MCD样病理特征和极佳的糖皮质激素反应。这一生物标志物的应用的可指导个性化治疗：对重叠表型患者采用短期激素治疗即可实现完全缓解，同时避免经典NS-IgAN患者接受不必要的长期免疫抑制，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尽管研究存在血清抗体定量数据缺失、随访时间较短、样本限于亚洲人群等局限性，但仍为NS-IgAN的精准诊疗提供了关键依据，未来需通过更大样本、多民族队列进一步验证该标志物的临床价值。

图6 IgA NS-IgAN的临床病理特征

MCNS是儿童特发性肾病综合征的主要类型，以大量蛋白尿为核心特征，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尽管肠道-肾脏轴与慢性肾病的关联已被证实，但在MCNS中的作用仍不清楚。此前研究发现MCNS患者存在肠道菌群失调，但未明确有益菌减少或有害菌增加对蛋白尿的影响权重。2025年12月，《Pediatric Research》发表了一篇题为《Depletion of gut microbiota alleviates proteinuria in 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induced nephrosis in rats》的研究^[12]，旨在明确肠道微生物群对MCNS蛋白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采用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诱导的大鼠MCNS模型，将大鼠分为对照组（PAN注射前口服PBS）、抗生素处理组（口服阿莫西林、头孢噻肟等复合抗生素耗竭肠道菌群）、抗生素+吲哚硫酸盐（IS）处理组，同时设置粪便微生物移植（FMT）实验组（抗生素处理后移植健康大鼠粪便）和无FMT对照组。通过监测尿蛋白水平、观察肾脏超微结构、检测尿中IS及氧化应激标志物8-OHdG水平、分析肠道菌群组成等，明确肠道菌群的作用。核心结果显示，PAN注射后第8天（蛋白尿峰值），抗生素处理组尿蛋白水平（1.4 g/g Cre）显著低于对照组（16.8 g/g Cre，P=0.014），而抗生素+IS处理组尿蛋白高达117.3 g/gCre（P<0.01）。电镜观察发现，对照组和抗生素+IS 处理组大鼠足细胞足突明显融合，而抗生素处理组足突结构完整。同时，抗生素处理组尿中IS（肠道菌群代谢的尿毒症毒素）和8-OHdG水平显著降低（P<0.001），肠道菌群α多样性下降，产吲哚（IS前体）的Alistipes、Bacteroides等菌属丰度减少。FMT实验进一步证实因果关系：抗生素预处理后接受健康大鼠粪便移植的“FMT组”，因肠道菌群（尤其是产吲哚细菌）得到恢复，在PAN注射后重现严重蛋白尿，第8天尿蛋白水平（120.3 g/g Cre）与无FMT对照组（110.8 g/g Cre）无统计学差异（P=0.32），完全抵消了抗生素的抗蛋白尿效应。这直接证明，肠道菌群中产吲哚细菌及其代谢产生的尿毒症毒素IS，是介导MCNS蛋白尿发生的关键致病因素，而非泛化的肠道菌群（见图7）。结论指出，抗生素耗竭肠道菌群可通过减少产吲哚细菌及IS产生，减轻氧化应激、保护足细胞，从而缓解MCNS大鼠蛋白尿，且FMT可逆转该效应。这一发现明确肠道菌群（尤其是产吲哚细菌）是MCNS的关键治疗靶点，为开发靶向肠道菌群的新型疗法（如精准抗生素、IS吸附剂AST-120）提供了依据，有望减少MCNS治疗中激素的使用。但研究存在局限性，动物实验结果需在人类中验证，广谱抗生素可能同时清除有益菌，需进一步优化用药方案。

图7 FMT消除抗生素对PAN大鼠的抗蛋白尿作用

[1] Li X, Yan P, Zhang L, Qiao W, Xue Z, Fang X, Ke B, Zhu S.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half-dose glucocorticoids combined with rituximab versus high-dose glucocorticoids for initial treatment of minimal change disease: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J]. Front Pharmacol, 2024, 15: 1403562.

[2] Trachtman H, Modi Z J, Ju W, Lee E, Chinnakotla S, Massengill S, Sedor J, Mariani L, Zhai Y, Hao W, Desmond H, Eddy S, Ramani K, Spino C, Kretzler M. Precision Medicine Proof-of-Concept Study of a TNF Inhibitor in FSGS and Treatment-Resistant Minimal Change Disease [J]. Kidney360, 2025, 6(2): 284-95.

[3] Shu Y, Huang J, Jiang L, Zhang Y M, Wang F, Wang X, Meng L Q, Cheng X Y, Liu G, Wang S X, Zhao M H, Ronco P, Cui Z. Anti-nephrin antibodies in adult Chinese patients with minimal change disease and primary 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 [J]. Kidney Int, 2025, 108(3): 433-44.

[4] Chen J, Li R, Guo H, Zhu T, Xu Y, Yao C, Liu H. Intravenous methylprednisolone for nephrotic syndrome with minimal change lesions in adul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25, 40(4): 731-8.

[5] Braun F, Mandel A M, Blomberg L, Wong M N, Chatzinikolaou G, Meyer D H, Reinelt A, Nair V, Akbar-Haase R, McCown P J, Haas F, Chen H, Rahmatollahi M, Fermin D, Ebbestad R, Slaats G G, Bork T, Schell C, Koehler S, Brinkkoetter P T, Lindenmeyer M T, Cohen C D, Kann M, Unnersjö-Jess D, Bloch W, Sampson M G, Dollé M E, Puelles V G, Kretzler M, Garinis G A, Huber T B, Schermer B, Benzing T, Schumacher B, Kurschat C E. Loss of genome maintenance is linked to mTOR complex 1 signaling and accelerates podocyte damage [J]. JCI Insight, 2025, 10(12).

[6] Huang J, Pan Y, Zhang Y M, Wang X, Meng L Q, Cheng X Y, Liu G, Zhao M H, Cui Z.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ituximab in adult patients with steroid-dependent or frequent relapsing nephrotic syndrome: A retrospective study [J]. Int Immunopharmacol, 2025, 158: 114795.

[7] Wang C, Zhang M Z, Li L X, Yun X Y, Chen C M, Wang F F, Li B. Ultra-low-dose rituximab is effective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minimal change disease - A retrospective study [J]. J Formos Med Assoc, 2025, 124(7): 633-7.

[8] Bauer C, Anand A, Sethna C, Troost J, Srivastava T, Islam I, Fetsko A, Dougherty J A, Smoyer W E, Johnson R J, Cara-Fuentes G. Serum Syndecan-1 is Associated With Kidney and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Idiopathic Nephrotic Syndrome [J]. Kidney Int Rep, 2025, 10(8): 2732-40.

[9] Kristensen T, Maas R, Birn H, Ivarsen P. Temporal trends in the treatment of relapsing minimal change podocytopathy-a binational cohort study [J].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25, 40(10): 1941-8.

[10] Zhang W, Lin W, Ge H, Tang W, Peng Z, Yuan Q, Xiao X. Novel inflammation biomarkers in adult minimal change disease: predicting steroid-resistance and relapse [J]. Eur J Med Res, 2025, 30(1): 1008.

[11] Yang Y, Duan L X, Wang Y, Zhang Z, Xu Q Q, Zhuo L, Li W G. How to identify IgA nephropathy presenting as nephrotic syndrome coexisting with minimal change disease? A 15-year single-center clinicopathological analysis [J]. Front Immunol, 2025, 16: 1669276.

[12] Myagmankhuu S, Tsuji S, Akagawa S, Kino J, Akagawa Y, Yamanouchi S, Kaneko K. Depletion of gut microbiota alleviates proteinuria in 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induced nephrosis in rats [J]. Pediatr Res,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