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与人文的共生 ■

医学自诞生之日起，其针对疾病的治疗、人类情感的慰藉、社会范围的应用，构成了医学的三重核心要素，疾病、情感、伦理成为医学的底色。

回溯医学的形成，在历史时空维度下，医学与社会的互动，又构成了以“人”为媒介的动态历史发展，从阴阳五行到四体液说，从细胞学说到生物医学体系的建立，疾病的治疗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而其内在的情感与伦理底色，则决定了医学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文主义”内核。在“医学人文”的构成中，医学认知、应用范式的演变和发展离不开宏阔的社会与历史语境，种种社会与历史语境因素又共同塑造了关于疾病、情感、伦理的认知景象，最终形成了医学富含人文-技术-社会三重架构的历史底蕴。

正如韩启德院士所论：医学是对病痛的回应，是情感和人性的表达。因此，可以说，一部人类医学的发展史不仅是人类对治愈疾病的永恒追求、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更是医学技术发展的忠实记录，也是医学情感与伦理表达的历史再现。

■ 医学史对人文的映照 ■

当我们翻开医学史，会发现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大医精诚”孙思邈，“提灯女神”南丁格尔、“万婴之母”林巧稚，他们留下的不仅是诊疗技术的突破，更是对人的深切关怀。

希波克拉底强调，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将语言置于首位，正是提醒医者：沟通的温度比技术的精度更能抚慰人心。东方智者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这种东方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奠定了东方传统医学“仁心”为体、“仁术”为用的“儒医”技术底色。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提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将“拯疾救困”作为毕生的追求。他在疫病横行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不仅记录397法、113方，更在处方后详细标注：服药后饮热稀粥以助药力、禁忌生冷粘滑等细节——这份对患者生活的关照，让医术超越了治病的工具性，成为救人的艺术。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更明确提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皆如至亲之想”，将平等作为医者的第一准则。

1911年，在离开哈尔滨参加万国鼠疫研究会之前，伍连德博士感谢了同事和学生们在过去3个月里的精诚合作和服务，以致疫情得以迅速扑灭。他提醒大家，这个成功全仗刻苦工作、不怕牺牲（他嘱咐诸位不可忘记许世铭医师恪尽职守以身殉职的光辉事例）和严守纪律。中华医学会于1915年2月5日成立，首任会长颜福庆发表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介绍了成立的经过，阐述了中华医学会的宗旨——“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学”。1914年，广济医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建立松木场分院，专事收容麻风患者，不仅配备病床、药房，更专门修建菜园、织布坊，让患者通过劳动获得尊严，用最朴素的方式捍卫了“生命平等”的理念。

千年的智慧的一脉相承，无不在昭示着：医术的终极目标，从来不仅仅是战胜疾病，更要做到守护生命的尊严。威廉·奥斯勒指出：“行医，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它是一种专业、而非一种交易；它是一种使命，而非一种行业。”理性和关怀，是医学最重要的支撑，其核心是对生命价值的珍爱和对人格尊严的呵护。当医术面对生命，人文精神便有了更宏大的叙事。

■ 新时代医学人文的需求 ■

2024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指出应从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医疗卫生机构人文关怀建设、崇高职业精神弘扬等3个方面同向发力、协同推进，提升医学人文关怀。

2025年11月，中华医学会发布《中华医学会全面加强新时代医学人文建设纲要》。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医学的历史文化叙事为理解医学的人文属性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视野、丰富的研究路径与厚重的精神力量，呼应了现代医学对人性和人本关怀的渴求，同时也体现了跨学科开展医学史研究的社会要义和学术旨趣。医学人文与医学发展相辅相成、历史共生，这种关系赋予了医学技术深厚的人文内涵，也确立了其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尺，让原本客观的科学研究更具人文的厚度与温度。

精湛的医术，需以仁心为导向；高尚的医德，需以敬畏为底色；严谨的医风，需以爱护为支撑。从人类医学实践的起源，近现代医学技术的革新，到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从“仁者爱人”的儒家理念，“利泽生民”的儒医精神，到现代的临终关怀，医学史中代代相传的人文精神，为当代医学人文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实践例证，展现了医学人文精神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践行与丰富轨迹，不断印证着“医学的温度”。

（作者：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  徐江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