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镇宙教授是我国乳腺肿瘤诊治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自1957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他便投身于恶性肿瘤的临床与科研工作，数十年来始终坚守在医疗、教学与科研一线，以不懈探索和深切人文关怀，推动了中国乳腺肿瘤事业的发展。以下是沈镇宙教授的生平回忆与医路感悟。

以创新之术破医学困局

1961年，我有幸成为医院最早的八位研究生之一，研究方向是血液中癌细胞检查方法。如今这类工作已有成熟的设备和标准流程，但当时只能依靠文献中一些原始方法进行摸索。我尝试用Saponin或Streptolycin-c溶解红细胞，夜以继日地在显微镜下观察血涂片，为血液中癌细胞检查奠定了基础。同时，我还参与了科室其他科研活动，如动脉插管化疗。这项研究由李月云主任、谢大业医师等主导，我作为小组成员之一，最初将其用于晚期肝癌患者的肝动脉插管，随后逐步推广至其他部位。后来我们将其应用于乳腺癌治疗，通过尺动脉插入导管至锁骨下区及肿瘤部位，再注射抗癌药物，对局部晚期病灶取得了较好疗效，这也成为如今介入治疗的前身。1978年，我们总结了50例接受动脉插管治疗的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发现其二、三期病例生存率显著提高。我曾经会诊一名外院右乳红肿的患者，外院以为是炎症，作了切开引流，结果发现为炎性乳腺癌。我评估后认为当时不宜立即手术，可先作插管化疗，连夜给她作了插管，以后每天化疗，连续灌注20天后，肿瘤明显消退，再为她作了手术，让患者得以健康存活四十余年。

1979年时，李月云教授和我试用一种新的国产抗癌药——嘧啶苯芥，用于转移性乳腺癌的效果较好。我想李教授提出：是否可以在手术前先用一些药，看肿瘤有无改变。有些肿瘤如果较大，用药后是否会缩小些，以后再手术。这种想法也是目前新辅助化疗的前身。李教授非常赞同，我随即开展临床研究，共纳入96例患者，其中有2例肿瘤完全消退，术后病理检查未见癌细胞。到1982年时总结时，与同期未用药患者相比，在二期及三期患者的生存率有提高，尤其是三期患者较明显，这与目前新辅助化疗的理论及效果相仿。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赴外地会诊手术。结束后，该院主任请我查看另一位病人：患者左乳癌根治术后，锁骨下出现巨大肿块，并伴上肢严重肿胀。当时还没有PET-CT，连CT也不普及。我仔细检查后，发现除锁骨下肿块外，未见其他转移灶。单纯切除肿块已不可能，但若将肿块与上肢一并切除，或许还有生机。经与家属商议，他们完全同意。第二周我再去手术，按照原方案创新性实施肿块联合上肢切除术，手术非常顺利，患者得以延续生命十余年，并将手术日定为 “重生纪念日”。

沈镇宙教授与恩师李月云教授

以病患之身筑数据之基

1978年冬，我在连续几天手术后突发病毒性心肌炎，在中山医院住院治疗38天。期间院领导前来探望，劝我转行，但我舍不得放弃外科工作。出院后我一边用药，一边逐步锻炼，前后共休息了五个月，以后半天工作。此时我经李月云教授同意，把我院1956年到1978年乳腺癌手术后患者的病史作整理，当时没有电脑，只能手工翻查病例、制作卡片，，并按地址寄发随访信。有有时需多次发信，若遇患者复发或去世、家属不愿回复，还需致函当地派出所求助。前后历时五个月，共整理两千余份病例，随访率超过99%。基于这些资料，我撰写了两篇论文，投稿至国内最高级别的《中华外科杂志》与《上海医学》，均被作为每期第一篇的文章发表，并荣获上海医学会优秀论文奖。从此，李月云主任亦要我重点负责乳腺癌的临床及科研工作。

1983年，院部通知我申报一项卫生部关于乳腺癌的科研经费。我与时任副院长俞鲁谊教授一同申请，成功获批一万五千元，这也是我科首次获得科研经费。经费到位后，如何善用成为关键。当时科室尚无实验室，而临床的课题也是一些手术方式的改进。我认为以往的临床资料极为宝贵，是提升治疗效果的基础，于是用这笔经费购置了一台苹果电脑，动员科室医生和进修生将手写病例录入计算机，并邀请电脑室的潘天杨同志协助。历时六年，我们将自1956年起所有乳腺癌病例输入电脑，极大方便了数据分析，为临床疗效提升提供依据，并持续优化沿用至今。

以育人之心筑学科高地

1982年，李月云教授恢复招收研究生，当年录取四人，分别由三位分科主任与我各指导一名。我指导的一位张广涵医师主要从事乳腺癌的研究。当时国际上曾有研究报告“恶性肿瘤细胞能诱发新生血管，而良性病变就无此功能”。我与李教授商议后，决定开展相关实验，把乳腺癌组织，良性乳腺肿瘤，小叶增生有不典型增生，以及正常乳腺组织分别种植于兔子的虹膜上，结果看到癌组织能诱发新生血管，良性肿瘤就没有。实验结果符合新生血管的理论。乳腺癌组织种植后，三、四天后即看到新生血管的出现，而良性肿块就没有。以后又在鸡蛋中进行同样的实验亦获得成功。

1984年4月，美国外宾Daniel Osman来我院访问，李教授让我介绍我院乳腺癌治疗成果及上述研究工作。外宾听后十分赞赏，回国后即来信邀请李教授参加1985年在迈阿密举办的国际乳腺癌会议，李教授决定派我参加。1985年3月，我赴美参会，并在大会上报告了中国乳腺癌治疗进展，期间结识了Haagensen等多位国际乳腺癌权威专家。会后，我前往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参观学习三个月。行前李教授嘱咐我设法联系该院的Theodore Miller医生，他是软组织与骨科权威，手中握有Mammadi Sodavar奖学金，每年在全球资助三位医生进修。我后来找到了Miller医生，说明是李教授介绍，他给了我三份申请表。回国后由王新达、蔡三军、伍乃星三位医师填写。每年一位，结果连续三年，三位都被录取。1987年我再次赴迈阿密参会，报告了“一、二期乳腺癌的外科治疗”并取得良好反响。会后我再度拜访Miller医生，希望他能继续支持我院，他欣然应允。此后，邵志敏、杨少华、师英强三位医师也相继成功申请该奖学金，赴外深造。六位医师中，邵志敏、蔡三军、师英强学成归国，在临床与科研中发挥重要作用，均成为国内知名专家。

1986年起，我开始独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9年晋升博导后，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医院缺乏实验条件，我便与上海肿瘤研究所协作，在许凯黎教授等人的帮助下联合培养多名研究生。研究生补助微薄，生活艰难，为使他们安心学习，我与课题组医生商议，从奖金中抽出一部分补贴研究生，缓解其生活困难。这些研究生得以专心学习与实验，顺利完成学业。我为他们安排的课题均围绕当时文献中乳腺癌相关新指标展开，后续均发表论文。1995年邵志敏医生回国后，我们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开启自主研究。依托研究生合作课题、病理科协作及完整临床资料，我们在1997年申报科研成果，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及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沈镇宙教授与学生邵志敏教授

李月云教授退休后与配偶林医生居住在上海，子女均在国外，我下班后常去探望。李教授曾对我说：“沈医生，我常和林医生说起，在我工作的后期能找到你来接班是我最大的幸运。”这句话令我深受感动。我深知，个人工作只代表当下，科室发展却需持续。倘若后继无人，学科发展便会停滞。为保障科室持续发展，必须培养年轻医生，建立人才梯队，使事业薪火相传。因此，在具备招生资格后，我注重人才培养，先后留下邵志敏、沈坤炜、吴炅、陆劲松、柳光宇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医生，逐步构建起团队。其中两人后来前往其他三甲教学医院，也取得优异成绩。邵志敏教授成长为长江学者，我国乳腺癌领域的领军人物；吴炅担任医院领导，在乳腺重建方面贡献突出；柳光宇担任科室副主任。邵志敏医生自1985年来科，工作学习勤奋，我认为他是可造之材。1990年他获Mammadi-Sodavar奖学金后，赴美国巴尔的摩癌症中心实验室进修，常与我通话交流学习进展与新动态。我也一直希望他学成回国。1992年我去耶鲁大学进修前，在北卡罗来纳州开会，会后专程到巴尔的摩看望他。那时他已发表论文，我再次表达希望他回国建立实验室、提升我院乳腺癌临床科研水平的愿望，他欣然同意。此后他又赴洛杉矶UCLA进修，因成绩优异获UCLA校长奖。1995年回国后，他一边工作，一边筹建实验室，后担任乳腺癌研究所所长，取得杰出成就。至今他已为科室培养研究生近百名。

沈镇宙教授与学生邵志敏教授和吴炅教授

我科成立二十余年来，科研成果丰硕，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中国抗癌协会科技进步奖等近二十项奖项。在国内，我院连续两届担任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主委单位，邵志敏教授现任亚洲乳腺癌协会主席，科室累计发表SCI论文400篇。如今，我院声音已出现在多项国际会议上，如每年一度的美国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每两年一度的瑞士圣加伦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大会等。我院每年举办的全国乳腺癌会议已连续召开二十届，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乳腺癌学术会议，参会人数逾四千人。

乳腺外科三代人接力传承

以公益之暖助康复之路

1997年，我收治一位香港患者，确诊乳腺癌。她曾辗转国内多家医院，最终坚持在我院由我主刀手术。术后她得知我将出国开会，执意赠送外汇以示感谢，我婉言谢绝。最后她决定向我院捐赠一百万元人民币。当时这是一笔巨款，院方举办了隆重的捐赠仪式，时任副市长左焕琛、卫生局长、妇联、侨联等代表均到场。捐款到位后，如何善用成为课题。我决定将资金分为两部分：四十万元用于科研，当时邵志敏医生的科研工作刚刚起步，经费短缺，我将这笔资金转交他支配，助力其科研发展，后续取得杰出成果；剩余六十万元，我长期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乳腺癌患者。许多患者在治疗后感到迷茫无助，或因形体变化产生心理负担，甚至轻信谣言、参与迷信活动。我们设想将术后患者组织起来，开展防治知识普及，促进病友间互助鼓励。这一想法得到捐赠者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组织命名为“妍康沙龙”，“妍”寓意美丽端庄，“康”代表健康，“沙龙”一词较“俱乐部”更显高雅，强调互助交流。沙龙由黄嘉玲护士长具体负责，定期举办讲座，出版通讯、刊物与康复书籍，设立咨询热线，并组建合唱团、舞蹈队、访视团及志愿者组织，与美国、澳大利亚、台湾等地的乳腺癌康复团体开展交流，对患者身心康复与互助支持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雅诗兰黛公司每年十月开展“粉红丝带”公益活动，呼吁女性关注乳腺健康。期间会组织游船、亮灯等活动。我曾受邀参加游船，在黄浦江上航行至南浦大桥下，众人按下按钮，大桥亮起粉红灯光，以此提醒女性关爱乳房。活动后我思考，这类形式虽有意义，但耗费不小，若能将这些资源用于帮助确有困难的患者，或许更为切实。经与公司沟通，获得其大力支持，公司每年向我科提供五十万元，专项资助经济困难的患者。我们成立基金会，至今已帮助八百余位贫困患者，体现了人间真情与互助精神，也让我们为需要帮助的人尽了一份心力。

以赤子之心悟职业真谛

回顾六十余载从医路，我常自问：是什么支撑我一路前行？答案其实很简单——是对医学的热爱与对患者的牵挂。我并非医学世家出身，父亲与兄长皆从事工程，父亲毕业于哈佛大学电机系。我自幼体弱，家人常说：“家里若有个医生，健康方面就方便多了。”1952年我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报考医学院，有幸踏入医学领域。

古语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从医多年，我对医生这一职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医生是崇高的职业，面对将生命托付给我们的患者，必须全力以赴，尽职尽责地为患者检查治疗。同时，医生也是辛苦的职业，即便已成为专家，也需不断学习、更新知识，紧跟学科发展。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去老师家拜年，她女儿说：“母亲一早起来已看了几个小时的书。”我心想：春节尚且如此勤学。从老师身上，我学会了利用零碎时间学习钻研，持续提升自我，从而将新知识更好地用于服务患者。

对于正在从医路上奋斗的青年医生，我有几点建议：医生职业固然辛苦，却也崇高，需要奉献精神。第一，要树立远大理想，热爱本职，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第二，要持续向前辈学习、从专业书籍和学术会议中汲取新知识，更好地服务患者；第三，要具备刻苦钻研的精神与心理准备，坚定为患者服务的信念。现代医学模式下，医患关系不仅是治疗关系，患者治疗后并非万事大吉，还需开展生理与心理康复工作，帮助他们更好地回归生活与工作。

工作之余，我亦通过业余爱好调节压力。年轻时热爱运动，曾参加校篮球队；年长后喜爱桥牌。我也享受与家人团聚交流的时光，闲暇时爱读书、看电视，尤其喜欢体育节目，这些让我在繁忙工作之余得以放松，劳逸结合。如今我已年长，欣喜地看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蓬勃发展，人才辈出，新技术不断涌现，让更多患者受益。这便是我最大的慰藉。

来源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