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2日是第二十一个世界肾脏日，本届主题延续“人人享有肾脏健康：关爱生命，守护地球”的公益倡议，呼吁全社会关注肾脏健康，推动慢性肾脏病（CKD）防治关口前移。当前，我国CKD管理面临知晓率低、并发症多发、患者依从性不足等现实挑战，其中高钾血症作为晚期肾脏病常见且危险的并发症，已成为影响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公益活动期间医路肾康诚邀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林洪丽教授，围绕今年世界肾脏日主题“人人享有肾脏健康：关爱生命，守护地球”分享CKD患者长期健康管理经验。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林洪丽教授

林洪丽教授：我国CKD的流行病学特征呈现典型的“三低”现象，即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这一现状主要源于CKD早期多无明显症状，而民众普遍缺乏肾脏疾病防控知识，导致知晓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医学界对CKD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其常与多种疾病共存，如心血管疾病、高血压、高尿酸血症等，呈现显著的共病特征。因此，CKD的管理应当是多维度、协同进行的综合干预，而非单纯关注血肌酐或蛋白尿等单一指标。目前临床上在开展系统性的综合评估方面仍存在短板，多维度的协同管理亟待加强。

当CKD进展至一定阶段后，关键并发症的管理变得尤为重要，包括贫血、高钾血症、高磷血症等。然而，当前基层医疗机构的监测频率和监测手段仍有待提升。如何强化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多维管理水平，并引导全社会重视肾脏健康，已成为实现“人人享有肾脏健康”这一世界肾脏日主题的关键路径。

实现“人人享有肾脏健康”的深层内涵在于推动防控窗口的前移。无论是存在高危因素的人群还是普通民众，都应重视肾脏疾病的预防、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此外，CKD的健康管理应贯穿疾病全程，既要关注原发疾病的治疗，也要重视并发症的规范管理。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患者良好的治疗依从性，而依从性的提升则依赖于持续开展针对肾友的健康教育。同时，基层医院亦需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为患者提供全面的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肾脏病领域涌现出一批新型治疗药物。例如，支持性治疗药物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已应用三十余年，为临床熟知；而同样被KDIGO指南及中国指南列为一线用药的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在基层的普及程度尚不及前者。此外，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MRA）、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等新型药物，亦面临类似的推广挑战。在并发症治疗方面，新型贫血治疗药物如低氧诱导因子脯氨酰羟化酶抑制剂、长效EPO模拟肽等以及高钾血症新型肠道吸附剂疗效显著，但在部分地区的应用尚不规范，许多基层医生对其了解不足。因此，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是提升CKD整体诊疗水平的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CKD患者长期健康管理的核心意义在于通过全程、系统的干预手段，延缓疾病进展。这包括支持治疗、原发病治疗以及并发症的规范管理，与世界肾脏日“人人享有肾脏健康”的公益倡议高度契合。其具体路径在于：

林洪丽教授：高钾血症在晚期肾脏病患者，尤其是接受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中患病率较高。由于腹膜透析的透析液中不含钾，其高钾风险相对较低。总体而言，该并发症的患病率在20%~50%，具体数值因疾病阶段和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可以明确的是，高钾血症是晚期肾脏病乃至血液透析患者群体中极为常见的并发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患者会发展为重度高钾血症，后者极易诱发心脏事件，甚至导致猝死。

高钾血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复发率高。临床上，我们将那些经历复发且再次暴露于危险因素的情况定义为复发性高钾血症。其发生与患者的饮食教育、生活习惯、降钾药物的使用情况以及血压监测不足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这导致了一种常见的临床现象：当患者出现高钾血症时，医生给予降钾治疗，血钾水平恢复正常后便停止干预，但不久后患者又可能再次发生严重的高钾血症。基于此，目前的干预策略强调将血钾5.0 mmol/L作为干预的靶目标值，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包括原发病、饮食习惯以及高钾血症的复发频率，综合评估是否需要长期维持降钾药物治疗。从某种程度上说，复发性高钾血症本身也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疾病状态，这一点在临床上需要给予足够重视。

此外，在透析前的CKD晚期患者中，高钾血症的存在会直接影响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RAASi）、SGLT2i以及MRA等核心药物的使用。目前已有明确证据表明，这三类药物能够有效延缓CKD进展，但高钾血症常导致这些药物用量不足甚至停用。因此，若能有效管理高钾血症，便能保障这些关键药物的持续应用。近年来，新型降钾药物如环硅酸锆钠的出现为此提供了有力工具。在合适的剂量和给药频率下，环硅酸锆钠可与RAASi、SGLT2抑制剂及MRA联合使用，不仅使血钾得到控制，也让RAASi等药物的应用更加充分，从而更好地延缓疾病进展。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临床问题是，高钾血症并非总是伴有典型症状。临床上常见一些血液透析患者仅表现为轻微乏力，而血钾水平已显著升高；部分敏感患者可能出现四肢麻木等不适；也有患者初期仅感乏力，随后迅速发生严重心律失常。高钾血症的症状与其血钾水平、心电图改变之间并非完全线性相关，这给临床识别带来了较大挑战。正因如此，对血透患者定期进行离子监测至关重要，这也是相关标准操作规程强调的内容。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期待能出现无创的血钾监测设备，例如可贴附于皮肤的试纸式传感器，届时将有助于大幅降低高钾血症，尤其是严重高钾血症的发生风险。

林洪丽教授：对于CKD患者而言，血钾的反复波动及不达标是临床管理中常见的棘手问题。随着CKD的进展，肾功能逐渐下降，肾脏排钾能力显著减弱，尿钾排泄减少，这是高钾血症发生的核心病理基础。同时，晚期CKD患者常合并代谢性酸中毒，后者可促使细胞内钾向细胞外转移，进一步加重血钾的升高。对于合并糖尿病的患者，高血糖状态同样会干扰钾代谢，这也是此类患者高钾血症出现更早、更频繁的原因之一。

在上述病理基础上，多种诱发因素可导致血钾的反复波动。例如，使用RAASi、MRA等具有保钾作用的药物，或短期内摄入大量富含钾的食物，均可能显著增加高钾血症的风险。此外，患者对降钾治疗的依从性亦是关键因素之一——部分患者在血钾降至正常后自行停药，导致血钾水平再次升高，形成“过山车”式的剧烈波动。这种血钾的急骤变化本身对心脏影响较大，可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因此，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强调从病因干预入手。最理想的状况是尽可能延缓肾功能进展，对于终末期患者，规律的透析治疗则是维持血钾平衡的重要手段。

在临床实践中，解决血钾波动问题的核心在于个体化、规范化的监测与治疗。首先，应基于患者的CKD分期及高钾风险，制定个体化的血钾监测频率。例如，对于发生重度高钾血症的患者，治疗后应在24~48小时内复测血钾，并根据结果动态调整治疗方案；而对于血钾长期稳定的透析患者，每月监测一次通常足够。其次，去除诱因是防止复发的重要环节。当血钾水平突然出现异常波动时，需及时评估是否存在感染、胃肠道出血、代谢性酸中毒未被纠正等潜在因素，并进行针对性处理。

此外，用药过程中的动态管理同样不容忽视。当启用或调整任何可能影响血钾水平的药物（如RAASi、SGLT2抑制剂、MRA等）时，均需充分评估其对血钾的潜在影响，并同步调整饮食及降钾治疗策略。只有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全程、动态的监测与干预，才能确保血钾水平长期稳定在目标范围内，从而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保障核心治疗药物的持续使用。

林洪丽教授：高钾血症的规范化管理是保障CKD患者长期健康的关键环节。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当前高钾血症管理的核心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医患双方对这一并发症的认知不足。一方面，大量患者并不知晓自身存在高钾血症；另一方面，部分临床医生对血钾的规范监测及其对疾病进展、住院风险及预后的重要影响，也缺乏足够的重视。只有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药物治疗方案的选择才具备临床意义。

在选择具体降钾药物时，主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疗效确切，能够稳定、有效地降低血钾；二是不良反应小，便于患者长期耐受。传统的钾离子结合剂通过在胃肠道内结合钾离子、促进粪便排钾，对于轻中度高钾血症具有良好的控制效果。而新型钾离子结合剂，如环硅酸锆钠，因其在全消化道内具有高选择性的结合能力，起效更为迅速，胃肠道不良反应相对较少。具体选择何种药物，需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综合评估。

在危急重症高钾血症的处理上，传统治疗手段包括静脉输注钙剂稳定心肌、胰岛素、葡萄糖或血液透析治疗。然而，从临床实际场景来看，患者从出现症状到抵达医院、建立静脉通路，即便启动绿色通道，也需耗费一定时间。对于尚无血管通路的患者，还需紧急插管，治疗延迟风险较高。新型口服降钾药物的优势在于起效较快，为这类紧急情况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院前或急诊干预手段。

基于这一特点，我们在临床中常建议反复发作严重高钾血症的高危患者，可借鉴糖尿病患者随身携带糖果预防低血糖的做法，常备环硅酸锆钠等降钾药物。部分有经验的透析患者对自己何时发生高钾血症、因何原因诱发已有较为清晰的判断。

从饮食控制的角度来看，严格的低钾饮食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较大——蔬菜需焯水后食用，多数坚果及味道鲜美的食物含钾量并不低。长期维持严格的饮食自律，对患者而言无疑是艰难的挑战。因此，在临床实践中，我们需在严格管理与患者生活质量之间寻求平衡。过度严苛的长期饮食限制反而可能导致患者食欲下降、依从性降低。只有在充分尊重患者生活需求的基础上，结合个体化的药物干预策略，才能真正实现高钾血症的长期稳定控制。

林洪丽教授：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理念，每一位个体，包括患者在内，始终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然而，现实中大多数民众对肾脏疾病的认知仍非常有限。这正是医护人员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尽管我们自认为已经将病情和治疗方案解释得非常清楚，但实际上，我们习惯于用专业知识去沟通——即便是在与基层医生交流时，他们也具备一定的医学背景。而患者往往缺乏系统的医学知识，因此，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患者真正理解疾病风险及其严重性，是决定其能否主动配合治疗的关键。

其次，疾病的管理绝不仅限于医院之内。无论是基层医疗机构，还是大型三甲医院，都只是患者健康管理体系中的一环。真正核心的，仍然是患者本人。“以患者为中心”这一理念，在我看来，不仅体现在服务态度上，更在于我们是否将患者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照护。近年来医学界越来越强调“共病”管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例如，肾脏疾病与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血症、心血管疾病等密切相关。我们不能只关注患者的肾功能指标，而忽略了全身其他系统的健康状况。

以一个高血压合并肾病患者为例，在肾脏科就诊时，医生必须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全身性血管疾病的高危个体，需同时关注其心脑血管系统。以患者为中心，意味着我们从整体出发，关注他所面临的共同健康问题，例如血压必须达标、高钾血症不仅影响肾脏，更可能导致心律失常甚至猝死。同样，血糖、血钠、代谢性酸中毒等异常，也都是全身性影响因子。因此，必须以整体视角来审视和干预这些指标，这才是真正的“以患者为中心”。

在此基础上，治疗方案的形成也应当是多方共同参与的结果。以透析时机的选择为例，理想的决策过程应是医生、护士、患者及其家属共同讨论的结果。只有患者充分理解并接受治疗方案，才能主动配合，治疗依从性才能有效提升。我们始终要尊重患者的意愿。每个人对健康、生命及生活方式的理解和选择都是不同的，医生不能代替患者做决定，也不能只听取家属意见而忽视患者本人的想法。我们希望患者能够接受我们认为最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命的方案，但这一过程需要沟通、协商，乃至共情。它不仅考验医疗技术，也考验人文关怀能力，是临床工作中充满挑战的部分。

归根结底，如何帮助患者从“被动接受治疗”转向“主动参与管理”，是各国医生共同面临的课题。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在中国还是国际指南中，“医患共同决策”都被反复强调。只有当患者真正参与到自身健康的决策过程中，主动承担管理责任，我们才能朝着“人人享有肾脏健康”这一目标不断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