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将于2026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调整的核心，是大幅降低入刑门槛，与普通行贿标准拉平，不再区分受贿人身份。对医务人员而言，回扣金额达到3万元，即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解释（二）》进一步细化了单位受贿、单位行贿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统一了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关犯罪的量刑尺度。

单位受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2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个人对单位行贿：
· 数额在20万元以上，或单位行贿数额在40万元以上的，追究刑事责任。
· 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40万元，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同样追责：
（一）向三个以上单位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
（四）为谋取公职、荣誉称号行贿的；
（五）为谋取职务、职级晋升、调整行贿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情节严重的认定：
个人行贿数额在10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单位行贿数额在200万元以上不满400万元，且具有上述六种情形之一，或数额分别达到200万元、40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情节严重”。

此外，刑法第163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164条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271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第272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其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执行。

对药企的影响：合规压力实质性上升

《解释（二）》的出台，意味着入罪门槛降低、从重处罚情形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公职人员犯罪量刑标准实现统一。对药品、医疗器械企业而言，合规压力明显提高。

以往的追责可能止步于某一名给予回扣的工作人员，如今则可能进一步追究到器械商、药品商。追责范围的扩大，意味着“带金销售”的刑事风险显著上升。从长远看，这对行业健康发展是正向的，但短期内企业需要经历阵痛，重新定义市场规则、筛选经销商。

回扣治理持续加码：从国家到地方层层收紧

近年来，严打医药回扣已成为常态。

2024年，上海市卫生健康委联合13个部门印发《上海市 2024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重点关注假借学术讲课取酬、外送检验、外配处方等方式收受回扣的问题。其中明确：严查假借各类会议、捐赠资助、科研合作、试验推广等形式捆绑销售、“带金销售”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发展“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在医疗监督领域的实现路径，并开展大型医院巡查工作。

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再次印发《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将药品、高值医用耗材、医用设备列为重点监管领域，要求加大执法和司法力度，推动医药企业参照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加强合规管理，并对学术会议、兼职取酬、医药代表管理等持续规范。（详情点击《上海十四部门联合发文！医疗领域这些行为将被重罚》）

在地方层面，2025年浙江省医保局、卫生健康委联合发文，明确要求各地分析研判“带金销售”等不正之风线索。对查实存在“带金销售”行为的医药企业，按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规定予以失信评级；对不按规定优先使用中选药械的医疗机构，医保、卫健部门可联合约谈，必要时移交审计、纪检监察机关。

医疗机构也在行动：医药代表接待管理日趋严格

随着医药回扣治理的推进，医疗互动也在逐步规范化。

2025年，黑龙江、陕西、深圳等多地医疗机构公开发布医药代表接待管理公告，对接待要求、监督机制和接待形式作出明确规范。部分机构还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了差异化惩戒机制。

例如，荔湾区金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定：第一次发现违规拜访，给予提醒并发出提醒函；第二次发现，约谈涉事医药生产企业或其代理机构，记入诚信档案；第三次发现，将该企业及医药代表纳入“黑名单”，停止使用其代理的医药产品6个月，禁止该医药代表进入中心。

从司法解释的落地，到地方监管的层层加码，再到医疗机构的主动设限，医药回扣的“灰色空间”正被逐步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