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勤教授:活体供肾者的“安全答卷”——从围术期到终身的守护
在器官供需矛盾突出的现实困境下,活体肾移植仍是挽救终末期肾病患者生命的重要途径。然而,当一位健康人慷慨捐出自己的一个肾脏,他的余生将面临怎样的健康风险?这是移植医生和潜在供者最关心的问题。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克勤教授在第二十五届北京肾脏病学术会议上用大量循证证据给出了令人安心的答案:在现代医学管理下,活体供肾是一项短期风险极低、长期预后良好的手术,但供者终身随访与风险管控不可或缺。
张克勤教授
手术本身的安全性,是供者顾虑的起点。来自美国1992—2022年超过16万例活体供肾者的数据显示,术后90天内死亡率为万分之二,并且主要发生在术后7天内,占比50%。主要死亡原因为出血、心脑血管意外、肺栓塞和感染。然而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腹腔镜手术技术的成熟,目前围术期死亡率已不足万分之一[1]。
失去一个肾脏后,供者的长期生存会受影响吗?多项高质量研究给出了否定答案。一项韩国研究平均随访12.5年,发现供肾者死亡率(1.4%)显著低于普通人群(3.5%)[2]。美国一项纳入8万余例供者的研究同样显示,供者术后12年死亡率(1.5%)低于匹配健康对照(2.9%)[3]。目前大量的数据表明,捐献一个肾脏并不会缩短寿命,更不会致畸致残丧失劳动力,活体供肾者总体生存率与普通健康人群相当,甚至略优(健康供者效应)。
在肾功能方面,数据显示,供肾切除后,eGFR平均下降约32 mL/(min·1.73m²),术后半年稳定在术前的60%~70%。此后,供者的eGFR每年下降速度[0.1 mL/(min·1.73m²)]远低于普通健康人群[1.2 mL/(min·1.73m²)][4]。
关于终末期肾病(ESRD)的绝对风险,美国一项纳入9.6万供者、随访15年的研究显示:供者ESRD累积发生率为30.8/10000(0.308%),匹配健康对照为3.9/10000(0.039%),相对风险升高8~11倍,但绝对风险仍低于0.5%,且远低于普通人群(2~3%)[5]。另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了11万活体供肾者的随访数据,同样证实,供者ESRD的绝对发病率仅为每1000人年0.2例[6]。
需要注意,非洲裔种族及与受者有亲属关系的供者,术后ESRD风险更高[5]。术前eGFR水平与长期ESRD风险无显著关联,但术后6个月eGFR<50的患者,15年累积ESRD风险(33.1/10000)高于eGFR>70者(11.7/10000),绝对值仍很低[7]。
高血压是供者另一个关心的问题。两项前瞻性研究均显示,供肾术后平均随访7~9年,供者与健康对照的高血压及蛋白尿发生率无显著差异[4,8]。来自加拿大的超2万供肾者的随访数据同样表明,供者与健康对照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率相当(每千人年2.0 vs 1.7例)[9]。丹麦一项研究随访8年,供者10年累计高血压发病率15.6%,心房颤动2.1%,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4.5%,均低或相当于对照组[10]。
然而,对于育龄期女性,供肾后妊娠需要特别关注。研究显示,供肾后妊娠期高血压或子痫前期的绝对风险从捐献前的1%~3%上升至4%~12%,相对风险约为非供者的2倍[11]。但早产、低出生体重、胎儿死亡等不良母婴结局与捐献前妊娠或普通人群相比并无显著差异[11,12]。因此,育龄期女性供者需在移植医生和产科医生共同指导下规划妊娠。
尽管供者总体预后良好,但多数不良事件发生在捐献后数年甚至数十年。美国OPTN数据显示,供者术后2年完整随访率仅66%,超长期(>25年)数据匮乏,中国更是缺乏大样本的供者长期随访资料。
为此,亟需建立全国统一、终身随访的供者登记系统,并呼吁医保和财政部门对供者给予一定的健康检查报销支持。尤其对肥胖(BMI≥30)、有妊娠计划的育龄女性、低社会经济地位等高风险群体,应加强随访密度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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