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丽教授丨从直肠癌保肛到寡转移根治,三大场景正在改写放疗命运
在消化系统肿瘤的漫长治疗史中,放疗长期扮演着“幕后英雄”的角色——术后辅助、姑息减症、配合外科“扫尾”。然而,随着精准放疗技术、免疫治疗以及多学科诊疗模式的飞速发展,这一局面正在被深刻改写。
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全程新辅助治疗(TNT)与器官保留,到寡转移患者的根治性转化,再到放疗联合免疫激活全身抗肿瘤免疫——放疗正逐步从“外科的配合者”升级为“治疗决策的重要参与者”,甚至在某些特定场景下成为“主角”。
这些变化背后,离不开一代代放疗学者的深耕与探索。为此,我们特邀江苏省肿瘤医院尹丽副教授,围绕“消化系统肿瘤中放疗的角色演变”这一话题,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
专家介绍 尹丽 副教授 主任医师 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副主任 南京医科大学放射医学系 副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鼻咽癌专委会 委员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分会 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大肠癌专委会第二届放疗学组 组员 江苏省免疫学会放射与免疫专委会 主任委员 江苏省核学会放射治疗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胃肠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问:近年来,随着精确放疗技术的发展以及免疫治疗的突破,放疗在消化系统肿瘤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传统的术后辅助或姑息减症,逐步向新辅助治疗、根治性治疗升级。2026年CSCO胃癌诊疗指南更新中也特别强调了多学科团队(MDT)在判别疾病进展和制定综合治疗方案中的作用。您长期专注于消化系统肿瘤的精确放疗技术与综合治疗研究。在您看来,消化系统肿瘤中哪些类型或分期的患者,放疗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变最具前景?
尹丽教授: 谢谢您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放疗专业的关注。
首先,我想强调,放射治疗作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消化系统肿瘤中——无论是食管癌、结直肠癌、胃癌,还是胰腺癌、肝癌——一直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过去,放疗更多是与外科“配合”的角色:有手术指征的患者接受手术,术后存在高危因素则配合放疗;对于无法手术或拒绝手术的患者,放疗作为控制肿瘤的手段。
放射治疗历经10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20年获得了快速发展,现代精准放疗技术如调强放疗、大分割放疗、质子重离子治疗、图像引导自适应放疗等技术不断进入临床实践。如今,放疗在消化系统肿瘤中的角色正在从“配合”转向“引领”,尤其在某些特定类型和分期的患者中,放疗正在完成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变。
让我具体谈谈最具前景的几个场景:
第一个,也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全程新辅助治疗(TNT)与器官保留。
过去,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的标准治疗是“新辅助放化疗+全直肠系膜切除术”。但这个模式有几个核心痛点:病理完全缓解率不足20%,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吻合口瘘、肛门排便功能失禁、性功能障碍、排尿困难等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部分患者甚至需要永久性造口,陷入“保命”与“保肛”的两难境地。
现在,TNT模式把全身化疗前移至放疗前或放疗后,能更有效地处理微转移病灶,提高pCR率,为实现器官保留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临床数据显示,39.8%~56.5%的患者在接受新辅助综合治疗后能够达到临床完全缓解或近临床完全缓解,其中15%~40%实现病理学完全缓解,而ypCR患者的5年总生存率高达90%。
在dMMR/MSI-H这一特殊亚型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更是令人振奋。首部国际指南为dMMR/MSI-H患者确立了“免放化疗”新范式与器官保留强推荐;对于占绝大多数的pMMR/MSS型患者,专家共识也已明确推荐短程放疗序贯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模式。2025版中国专家共识指出,对于达到cCR的患者,可在充分告知风险后考虑“等待观察”;对于降期至ycT1N0M0的患者,经评估后可选择局部切除。
这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外科专家们越来越强烈的“保器官、保功能”理念。正是有了外科同道的认可与支持,放疗才能从术后跨越到术前,才使得低位和超低位直肠癌患者能够通过术前新辅助治疗获得cCR,从而有机会实现保肛——即便后期出现病情控制失败,也可以通过挽救治疗获得很好的生存结局。
第二个转变发生在晚期患者的“寡转移”领域。
传统上,晚期患者以姑息治疗为主。但通过大分割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现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家大型肿瘤中心都在开展相关探索,部分寡转移患者正逐步向“可根治”方向迈进。
在胃癌方面,ASTRO于2026年发布了首个胃癌放疗临床实践指南,对于新发寡转移胃癌患者,有条件推荐使用放疗作为转移定向治疗。转化治疗方面,2026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传递的核心导向是:随着免疫、双抗等创新药物的普及,以及多学科协作模式的完善,即使是高肿瘤负荷、多脏器转移、腹膜转移的晚期胃癌患者,也有望通过个体化综合转化治疗获得根治手术机会。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团队的研究显示,采用靶免化联合方案后,超过三分之二的晚期患者完成了转化治疗,R0切除率达51.1%,pCR率达14.3%。
放疗在这些患者中的应用场景正在不断拓宽——既可以作为系统治疗基础上的局部巩固手段,也可以与新辅助治疗相结合,帮助实现“可切除”转化。
第三个转变是免疫治疗时代,放疗正从“局部治疗工具”升级为“系统免疫的激活器”。
我们常说放疗联合免疫会产生“1+1>2”的协同效应。放疗除了直接杀伤肿瘤细胞外,还可以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释放肿瘤相关抗原,激活全身抗肿瘤免疫反应。2026年ASCO GI大会上公布的相关研究显示,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同步放化疗在局部晚期胃癌新辅助治疗中,pCR率达到32.1%,显著优于单纯化疗组的5.9%。消化道免疫治疗联合放疗的系统综述也表明,免疫治疗与放疗、化疗、靶向治疗的联合模式优化,已成为当前最活跃的研究方向之一。
当然,这个领域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放射增敏剂的临床应用、激发免疫的放疗最佳模式(大分割vs低剂量)、pMMR/MSS型患者的免疫联合策略优化等问题,还有待更多临床研究加以解答。
放射治疗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时代。但有一点始终不变:无论是外科还是肿瘤内科,放疗科始终是多学科综合治疗中不可或缺的协作伙伴。最终目标只有一个——让不同分期的患者都能得到更合理、更微创、更好的生存结局。
问:放射免疫及辐射增敏方面的研究进展,是否会进一步改变放疗在MDT中的权重?
尹丽教授: 我认为,这一定需要时间和数据来说话。
放射免疫是目前非常热的研究方向。基础研究层面,厦门大学何伟团队在Advanced Science发表的研究开发了新型镥基多功能荧光纳米探针,该探针通过肿瘤特异性靶向增强放射增敏效果,促进放疗诱导的肿瘤免疫微环境重塑。另有多项研究报道了X射线触发的双金属纳米组装体作为放射增敏剂和STING激动剂用于化学动力学/放射免疫联合治疗策略,在肿瘤生长和转移抑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这些基础进展无疑为放射免疫的临床转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那么回到临床,放射免疫的价值究竟有多大?我们需要冷静看待:虽然大分割放疗联合免疫在晚期肿瘤中已有不少积极的I/II期研究数据,且整体上以结直肠癌/直肠癌、肝癌的数据相对更多;最能激发免疫效应的放疗模式也存在学术分歧——究竟是大分割、低分次放疗占主导,还是低剂量放疗更有优势,尚无统一答案。
在临床指南层面,2026版CSCO转移性结直肠癌指南在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两大核心领域同步纳入了前沿研究成果,但针对pMMR/MSS型患者,免疫治疗仍面临疗效有限的局面,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另一方面,2025版局部晚期直肠癌新辅助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和首部直肠癌免疫治疗国际指南的相继发布,标志着放疗在多学科诊疗中的权重确实在提升。放疗能否在MDT中获得更大的权重,取决于临床研究能否给出更充分的证据——包括适宜人群的筛选、最佳联合模式的确定、基础机制与临床研究的齐头并进。
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心和团队参与进来,积极开展临床探索,同时呼吁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们与我们携手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回答放射免疫能否真正改变MDT权重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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