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的病因谱正在悄然改变，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的归因占比逐年攀升，但其早期筛查策略却远未像病毒性肝炎那样精准。近日，康迅网专访海军军医大学曹广文教授，就新病因下的干预靶点、筛查痛点及机会性筛查落地难题，为临床医生带来一场深度解读。

康迅网：您在《中华肝脏病杂志》的文章中系统梳理了肝癌流行病学数据。从病因预防角度，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相关肝癌的占比正在快速上升。针对这类新病因，临床一线的早期干预靶点和筛查策略应做哪些针对性调整？

曹广文教授：尽管代谢MAFLD相关肝癌的构成比在增加，但其绝对归因占比仍远低于乙肝。这类肝癌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代谢异常引发的慢性炎症，而非病毒的直接整合作用。因此，其早期筛查手段并无特殊改变，依然高度依赖甲胎蛋白联合B超这一经典组合。B超对脂肪肝本身的诊断效率很高，这为随访中同步监测肝内占位性病变提供了便利。

在干预层面，针对MAFLD的防治重心必须前移至降低炎症负荷。区别于抗病毒治疗的强制性，运动是降低这类炎症最经济有效的非药物干预方式。规律的有氧运动不仅能显著降低肝脏脂肪沉积，更能通过下调全身炎症水平，间接降低肝癌及其他肥胖相关肿瘤（如结直肠癌、胰腺癌）的发生风险。临床医生应将运动处方提升到与药物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通过降低炎症来降低癌症发生与死亡。

康迅网：您提出“早期预防技术要点”，除了病因控制外，在高危人群的肝癌早筛手段上，您认为当前最需要向三甲医院临床医生强调的更新是什么？

曹广文教授：当前最大的瓶颈并非筛查技术本身，而是患者的筛查依从性极低，即便政府提供的免费公益项目，群众主动参与度依然不高。因此，首要任务是建立高危人群精确分层的意识。临床医生应基于患者暴露的危险因素种类、强度和持续时间，利用大队列数据模型进行量化评估，将高危人群精准界定出来。对于乙肝患者，需关注病毒变异与整合水平；对于MAFLD患者，则需评估代谢综合征及炎症指标。只有把高危人群“拎”出来，筛查和预防才具有成本效益。同时，临床医生应明确告知患者其面临的风险及对应的筛查计划。

其次，必须大力推广机会性筛查。机会性筛查是指患者因其他疾病来院就诊并抽血时，在合规前提下利用留存血样同步检测甲胎蛋白等肿瘤标志物，一旦指标异常立即触发预警。这种方式能极大节省医疗资源与患者时间，避免因排队耗时导致的筛查抵触。但机会性筛查的推广需解决伦理审批与收费机制等管理障碍，这需要管理层和政策制定者合力突破。临床医生应充分理解并参与这一模式，将其作为提升早筛覆盖率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