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生：这个转变其实源于一次亲身经历。读研最后一年，我因颈部疼痛去了我们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徐医附院）疼痛科，一位老师给我打了一针，疼痛很快就缓解了。那次经历让我对疼痛诊疗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在临床工作中，我遇到了大量疼痛患者，有的辗转多个科室，疼痛始终得不到有效缓解；有的对自己的病因该看哪个科非常迷茫。我越来越意识到，患者需要一个专门诊治疼痛性疾病的科室，真正做到“痛有医所、痛有所医”。正是这种来自患者的需求，推动我最终走上了疼痛科医生的道路。

我2003年毕业到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简称宁波二院），2006、2007年开始接触疼痛诊疗，到2011年才完全转为专职疼痛科医生。我们医院疼痛门诊其实是宁波最早开展的，但那时候仅限于门诊诊疗，独立建科大约是在2013到2014年，有了病房。目前科室有4名专职疼痛诊疗医生，另外还有来自麻醉科等其他科室的5名医生在疼痛门诊出诊，总共9名。

回顾从麻醉到疼痛的转型，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麻醉医生面对的是手术患者，核心任务是围术期患者的生命安全与麻醉镇痛；而疼痛科医生需要直面患者，亲自问诊、查体、做出诊断和制定治疗方案，涉及的学科知识也大不相同，影像、超声应用等，很多都需要从头学起。这是转型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当然，麻醉背景也为疼痛诊疗提供了独特优势。与穿刺、麻醉相关的操作技术底子扎实，各种穿刺治疗都得心应手。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

王秋生：这个误解在临床上太常见了。我上午门诊时，就有一位老爷子跟我说，“我这个病是看不好了，你帮我止止痛就好了。”这种话正是对疼痛科诊疗的典型误解。

疼痛科其实是专门看“导致疼痛的毛病”的，是专业的“看病”科室，而不是单纯的“止痛”科室。多数时候，导致疼痛的疾病本身是可以治疗的，而不仅仅是单纯“止痛”而已。

我们可以把疼痛理解成汽车的警报灯，痛了，就是警报灯在闪，在报警。但你不能把警报灯一掐灭就当问题解决了，必须沿着线路追本溯源，找到警报的源头在哪里。比如有的头痛，查来查去发现是颈椎的问题牵扯过去的；再比如右边肚子痛，查了一圈胃肠没问题，过两天发现是带状疱疹。如果不找病根，光把痛止住，底下的病灶还在那里，只会越拖越重。

所以我们科的诊疗思路是先做“侦探”，再做“大夫”。问诊要问得细、查体要查得透，化验、影像、神经电生理等等该做就做，有时候还得请骨科、神经外科、肿瘤科等相关科室坐下来一起琢磨，把疼痛的真凶揪出来，才能从根本上治疗，而不是在表面上糊弄。

王秋生：这就是疼痛科存在的根本。我们治疗疼痛性疾病的特色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个体化和精准化。

个体化，就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制定方案。但更具标签性的是“精准化”。我们可以把探究病因比喻成找靶子，找到之后，要的不是一炮轰过去、连周边山头一起炸平，而是“直达靶心、不伤及无辜”。这就需要借助现代化的引导手段，比如CT、彩超、DSA、机器人等，清清楚楚地看到病灶在哪个位置，然后精准无误地定点清除。

举个例子，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剧烈疼痛，我们就在CT或其它影像引导下，用穿刺针精准穿到目标位置，做低温等离子消融或化学消融，把“搞破坏”的突出物处理掉。再比如带状疱疹神经痛，我们把针精准穿刺到那根“闹事”的神经上，做脉冲射频或神经调控，让异常放电的神经恢复正常。还有腕管综合征导致手指麻木，是正中神经在腕管处被卡住了，我们在超声引导下找到压迫点，用小针刀精准松开卡压部位，让神经不再受压。这个技术不是我们首创，但我们在临床上用得得心应手，已经让非常多的患者受益了。

这些技术的共同点就是：精准微创，损伤小、疗效确切。不用开大刀，一根针或一个小小的洞眼就把问题解决了，患者恢复快、痛苦少、花费小。以前的诊疗可能相对笼统，但现代的疼痛科是“精打细算”，每一根针都要打在点上、务求精准到位。

王秋生：疼痛科虽然年轻，但发展空间非常大。随着老百姓对疼痛认知的不断提升，也随着精准微创技术和影像导航手段的持续进步，疼痛科一定能帮助更多患者实现“痛有医所、痛有所医”。作为疼痛科医生，我们也会持续学习、不断精进，不断创新，把诊疗做的越来越精准，把这条路走得越来越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