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荣：你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二三十年前的手术台。那时候做腰椎开放手术，切口一般都要十几公分，术后患者要卧床一两个月。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患者承受的痛苦，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治疗本身带来的。

在我看来，微创技术给基层患者带来最直观的改变，不是切口变小了，而是把治病从一个“大创伤”降为一项“普通治疗”。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从心理上来说，它去恐惧化了，患者不再担心会瘫痪；从生理上来说，它去僵硬化了，能够保留腰椎天然的弹性和活动度，保留了结构。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真正的微创不在于工具，而在于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法解决正确的问题。能够把大手术做小是本事，但懂得什么时候不该做大手术、什么情况必须做大手术，才是对患者最大的负责。

如果基层患者问我微创改变最大的是什么，我会告诉他，它给了你一个后悔和观察的机会，让你不必在疾病的早期就付出整个腰椎的代价。选择权，比任何技术都珍贵。

刘方荣：这项技术近几年来重新受到重视，不是简单的“翻红”，而是技术成熟后的价值回归和精准下沉。核心有两个方面。

一是技术本身的精准化升级，恰好契合了基层医疗的刚需。过去它饱受争议，甚至有一段时间沉寂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操作不够精准，导致疗效不稳定，甚至出现了误入蛛网膜下腔、损伤脊髓等严重并发症。这些年通过规范化操作流程，把严重并发症的风险降到了极低。我们从经验医学走到了循证医学，搞清楚了什么情况适合溶、什么情况不适合溶，明确了最佳的注射方案和剂量。正是这份适应症清单和操作规范，让这项技术从“双刃剑”变成了“精准制导的导弹”。

二是它对得上基层的三个“刚需”。第一，对得上基层患者最迫切的需求，不用开刀、恢复快、花钱少。第二，对得上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学得会、能落地、留得住。第三，对得上分级诊疗的大方向，让老百姓小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把这项技术掌握好、应用好，是对基层老百姓最大的负责。

刘方荣：这是一条从仰望到平视再到弯腰的路。最难的一环，不是学不会，也不是设备差，而是怎么把大医院标准化的技术拆解成适合基层土壤的“生成型技术”。

进修的时候，我们开始是“照猫画虎”，后来才慢慢“知其所以然”。在大医院进修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会几个操作步骤，而是建立了一个安全的边界。我的笔记本上记得最多的不是什么成功案例，而是遇到的问题，穿刺偏离了方向、怎么补救。基层医生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学了新技术回去以后，只关注“怎么做”，忽略了“什么情况下真的不能做”——适应证的选择才是关键。

回来以后第一次放手自己做，最难的是面临孤独的决策。没有上级医生在后面给你站台、给你兜底了。这个时候靠的就是之前打下的扎实基本功，保守一点、稳一点，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到了教别人做的阶段，从“我会做”到“让他会做”，这是最难的一环。因为教比做，需要你对这项技术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才能把别人也带出来。

刘方荣：大瑶镇中心卫生院发展成现在的二级综合医院，疼痛科的成长与医院的升级，可以说是“藤上结出的两个瓜”，互为因果，彼此成就。

具体来说，疼痛科起到了三个作用。第一是“引流器”，把外流的患者留在了区域内。第二是“粘合剂”，盘活了整个医院的学科生态，把骨科、中医科、康复科、麻醉科、影像科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疼痛诊疗的闭环。第三是“试金石”，证明了基层医院也能安全高效地开展这些看似“高级”的技术，只要培训体系规范、质控严格，二级医院完全有能力做到。

作为疼痛学科带头人，我对科室的定位很清晰，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它是县域医疗的“守门人”和“减压阀”，把大部分常见疼痛问题解决在区域内；它是分级诊疗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枢纽，让双向转诊不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以患者为中心的实践载体，代表县域医院开始从只盯着急危重症，转向关注生活质量这一更高层面。

疼痛科虽然小，但它能托起基层百姓无痛生活的尊严，也能撑起县域医疗能力升级的脊梁。

刘方荣：这个问题在大医院可能会更尖锐一些，但在基层，我们有天然的优势，科室分得没那么细，我作为业务副院长也可以统筹协调。基层医生很多时候是“万金油”，不一定每一项都精，但什么都要会一点。所以在患者引流、分配、流向方面，我们比大医院有更多便利。这是基层的特色，也是基层的优势。

刘方荣：我们接触的都是基层的疼痛患者，确实和大医院见到的城市患者有本质不同。这种不同深深地刻在他们的生存逻辑里，不是“治病”，是“扛病”，他们把疼痛当成了劳动的一部分，耐受力很强，扛不住了才会来。他们对花钱极度敏感，同时也极度恐惧开刀。所以在基层开展微创技术，患者依从性反而更高一些。

我几乎每天都要在门诊纠正他们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自我诊断。很多老乡一进门就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了”，结果一查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压缩性骨折，或者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甚至可能是结石、胰腺炎的放射痛，耽误了真正的病因。第二个误区是把微创想得太简单，觉得用个钩子把东西勾出来就行。你要用最通俗的语言去解释精准穿刺、药物溶解、自体吸收这些概念，往往要花很多时间。第三个误区是“不痛了就是好了”。术后第二天症状一轻就想回去干活，拦都拦不住。你得反复交代，疼痛暂时消退不代表破口愈合，需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去恢复。

说到印象深刻的病例，有一个患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姓刘，我叫他老刘，是从一个很偏远的乡镇来的，长年弯腰干重活。十几年前，他提着一袋子自己晒的红薯粉，走了十几里山路到我的诊室。他是椎间盘巨大脱出，压迫了马尾神经，已经有了轻微的下肢症状。我告诉他必须马上做开放性手术，大概要花两万块钱。他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转身就走，一拐一拐地往外走。我拦住他说“你不能走，不手术可能会瘫”，他回头苦笑了一下说：“刘院长，两万块钱我不治了。我儿子明年要娶媳妇，彩礼还差一大截，瘫了就瘫了吧，省下钱给儿子成个家，值了。”

那个背影，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好医生”的定义。以前我觉得好医生就是能做高难度的手术，但老刘让我明白，在基层，好医生不仅要能治好病，还要给患者指一条他走得通的路。后来我开始拼命学习、推广微创技术，就是想怎么把费用降下来、把恢复周期缩短，让老刘这样的父亲，不至于在“治病”和“养家”之间做那样血淋淋的选择。

现在面对每一个患者，我都会先问自己三个问题：他治得起吗？他恢复得了吗？他回去还能干活吗？这三个问题，比任何指南都更重要，触动基层医生的慈悲，他就藏在这些现实里。

老刘后来再也没有来过。我希望是他没来，而不是他来不了。

刘方荣：我们已经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科室里有挂图、有模型，电视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科普视频，还印制了健康科普资料，设置了二维码方便患者扫码观看。通过多种渠道让患者了解自己的病该怎么治，也减少了医生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