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容量评估手段存在各种局限性。病史、症状与体格检查不够敏感和特异性低。血压监测主要服务于安全性，与容量的关系较弱；胸部X线检查准确性较低，难以量化；下腔静脉直径和塌陷指数存在精确性低、重复性差的问题；生物标志物如生物标志物如脑钠肽（BNP）或N末端前脑钠肽（NT-proBNP）依赖检验水平，且受多种因素影响。总体来说，容量评估的方法各有优点和缺点。

在临床实践中，采用同位素稀释法虽然被公认为测量体液的“金标准”，但其耗时较长、花费高昂且需要专业人员操作，并不适合临床广泛使用。因此，对新型、高效且精准的无创容量评估技术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

通常使用以下四种方法评估容量超负荷：①体格检查（颈静脉充盈，下肢水肿，肺部听诊爆裂音）；②床旁超声（肺水超声B线，超声颈静脉压和下腔静脉塌陷指数）；③生物化学标志物（BNP和 NT-proBNP）；④胸部X线检查。其中肺水超声B线对容量超负荷的敏感性最高（93%），可靠性良好。

如果BNP≥100 pg/ml，胸部X线提示肺水肿，则提示存在容量超负荷；如肺水超声（LUS）的B线缺失，且BNP<100 ng/ml，则表明不存在容量超负荷。此外，LUS中B线的数量与血液透析患者容量超负荷密切相关（B线大于15条时，预示与容量超负荷、心血管事件和死亡相关）。LUS用于容量评估的系统综述也指出，该方法精确、低消耗、容易实施，但并未降低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血管事件。

图1 肺水超声影像^[1]

近年来，生物电阻抗分析（BIA/BIVA）、相对血容量实时监测整合云计算，以及远程介电传感（ReDS）与可穿戴设备等新型方式逐渐发展起来。

图2 正常人及血透和腹透患者左下肢解剖和腓肠肌的核磁钠含量^[2]

此外，Caughey等报道17例血液透析患者居家穿戴ReDS背心测量肺水百分比，并配合皮肤水合传感器（MoistureMeterD）检测真皮层水合度。结果显示，透析前后肺水百分比变化显著、与容量超负荷密切相关；皮肤水合总体变化不明显，但肺水百分比较高的患者皮肤水合值显著升高，对判断容量超负荷也有一定参考价值。目前，胸部阻抗贴片、汗液钠/氯/钾生物传感器等设备均在研发中。

研究发现，新进入血液透析的患者全因死亡与透析前收缩压（SBP）及容量超负荷密切相关，其中“容量超负荷+低血压”的组合死亡风险最高；透析早期（透析时间前1/4）发生的低血压亦与全因死亡相关。透析中相对血容量（RBV）、超滤容积、动脉血氧饱和度、中心静脉氧饱和度、估算上肢血流量等指标有助于预测低血压的发生。此外，肺动脉高压患者的容量超负荷更为严重，需格外警惕。

在临床实践中，血液透析患者干体重达标面临多重障碍：①医护及患者担心透析中低血压、肌肉痉挛等不适症状；②心血管事件、内瘘堵塞等并发症风险；③部分医护人员认为“用降压药简单，探索干体重复杂困难”；④患者教育不足、水盐摄入过多、依从性差；⑤含钠药物、降压药物使用过多；⑥透析液钠浓度不合理、超滤率过高、短时透析；⑦合并心力衰竭、自主神经功能紊乱；⑧因发生透析低血压而轻易停止超滤，或输入高张钠、增加透析液钠浓度、提前结束透析。

面对传统管理的局限，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和大数据技术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有研究者构建了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模型，可实时预测透析中低血压。该模型采用三种IDH预测标签（IDH1：最低SBP<90 mmHg；IDH2：较基础值SBP下降20 mmHg或MAP下降10 mmHg；IDH3：预测时间点SBP下降20 mmHg、MAP下降10 mmHg）。

另一项Meta分析纳入了生物电阻抗、肺水超声、血容量监测（BVM）等技术引导干体重调整的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显示：单独临床评估对亚临床容量超负荷不够敏感，仪器辅助评估能更精确地界定干体重，并可降低脉搏波传导速度（PWV）、改善大动脉僵硬度、缩减心血管事件风险；但对死亡这一硬终点未显示显著差异，且需注意肌肉痉挛风险增加的问题。此外，被动抬腿试验联合实时心排监测（抬腿后心排出量增加>10%提示血容量不足，应给予液体治疗）对透析患者容量监测也有一定意义。

准确评估体液状态是接受长期透析患者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各透析中心之间容量相关实践差异很大，迫切需要更好的证据指导实践。个体间体重和血压的趋势已被用作容量状态的实用替代标记。未来应推动现有容量评估方法的创新整合，结合人工智能、云计算与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最终形成“临床管理（干体重/超滤）→仪器影像（生物阻抗/肺超声等）量化评估→结合患者症状及耐受性→经AI与机器学习预测分析，最终反馈临床优化处方”的多维度、全方位闭环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