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款FDA获批AD血检产品假阳性率高达40%？专家解读“信任危机”背后的临床启示
2026年，阿尔茨海默病（AD）诊疗领域迎来里程碑事件：首款基于血液生物标志物（BBM）的AD辅助诊断产品获美国FDA批准上市。然而，紧随其后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信任危机”——真实世界研究显示，该产品假阳性率竟高达40%，最终导致产品被紧急召回。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行业震动，更将AD血液检测技术的临床价值与局限性推向了风口浪尖。作为神经科医生，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这一颠覆性技术？在“金标准”与“新工具”之间，临床路径又该如何抉择？
为此，神经时讯特邀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杜怡峰教授、深圳湾实验室神经疾病研究所郭腾飞研究员，结合相关指南与临床证据，解读AD血检产品“信任危机”背后的临床启示。
AD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目前仍缺乏根治方案。尽早识别疾病信号并完成病理确诊，是延缓病情、优化干预效果的核心基础。淀粉样蛋白（PET）显像与脑脊液检测是既往AD病理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受限于有创检查方式、高昂费用及整体可及性不足，并不适合用于人群常态化筛查。
随着2018年血浆p-tau181被证实能准确反映脑内病理，以及2025年Alzheimer's & Dementia发布相关临床实践指南，BBM技术迅速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然而，2026年发表于JAMA Neurology的一项真实世界研究，给这股热潮泼了一盆冷水。
研究背景：Mayo Clinic团队使用FDA获批的Lumipulse p-tau217/Aβ42检测产品，对本地患者样本进行验证。
惊人数据：在75例淀粉样蛋白PET阴性（即无AD病理）的受试者中，有30例被错误分类为阳性。
性能落差：检测特异度仅为23%，远低于注册申报时的91%。
基于该队列重新调整判定阈值后，检测特异度可提升至79%，假阳性问题得到显著改善，但仍无法完全消除。该事件最终导致涉事批次产品被生产企业召回，FDA同步发布Ⅱ类医疗器械召回公告，提示相关批次可能导致阳性或不确定结果比例升高。这一结果暴露了试剂批次差异、内源性样本干扰、人群特征差异等因素对检测性能的显著影响。
Q1：针对这款产品40%的假阳性率，有观点认为不能单看单次检测数据，而应将其视为“分流工具”——即阴性结果可信，阳性结果需复核。您对此有何见解？ AD困扰了人们100多年，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对AD基本束手无策。近年来，随着单抗类药物展现出延缓AD疾病进展的疗效，大家也逐渐认识到早期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性后，临床亟需一种创伤小、操作简便且成本低廉的AD早期筛查方法。目前，在临床上比较稳定和准确的检测方法——Aβ-PET和脑脊液AD标志物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基于血的p-tau217检测在早期临床研究中取得了非常好的诊断和预测效能，这让临床医师、科研人员、患者以及整个市场都对这个指标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期望。但是血液中检测脑内病理改变类似于大海捞针，对整个产品提出了巨大挑战，我们对它满怀希望的同时也要客观考虑现实存在问题。比如25年发表在Alzheimer's & Dementia上的文章“False positive plasma p-tau217 results associated with heterophilic antibody interference: A potential clinical pitfall”表示，研究发现在15个p-tau217浓度异常升高的病例中，有14例（93%）的假阳性结果可归因于异嗜性抗体干扰。使用阻断剂处理后，p-tau217测量值降低超过90%。再比如，原文中提到应用FDA批准的cut-off值的特异性只有23%，使用梅奥诊所自己的cut-off值后改善到79%，这说明同一个产品的cut-off值可能因检测人群本身的特质导致cut-off值可能无法外推至其他人群。受检测人群的年龄、患病率以及生理特点如果与划定cut-off的研究人群特征差别很大的话，可能出现cut-off值的偏差，因为本身血液中p-tau217含量比较低，一个小的偏差，可能会让很多人进入不同的诊断范畴里。 再就是p-tau217受不同生理状态的影响也较大，在我们自己的人群研究中发现，p-tau217受肾功能、血压、APOE基因携带、BMI等因素影响，所以对于结果的解释有时需要考虑这些生理病理状态的影响。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工艺和批次的挑战：超灵敏的检测系统对试剂成分、工艺和稳定性的要求极高，不同批次的试剂可能存在微小差异（比如“试剂漂移”），导致背景信号波动，使用统一的临界值（cut-off）就可能产生假阳性。 对于提到的观点，将血检作为分流工具即阴性结果可信，阳性结果需复核。这种观点从一定程度上，在当下的技术水平条件下是逻辑上可行的。阴性预测值极高（接近100%），意味着阴性基本可安心排除，能有效筛掉大量无需做昂贵PET扫描的人群。阳性则像“黄灯警报”，提示需进入下一级复核，这正是它作为“分流工具”的核心价值。但是这不是我们未来奋斗的目标，也不应该止步于此。因为40%的假阳性率如果被允许，那么复核的成本很高，也给患者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其次，如果假阳性是因为批次临界值设定不合理导致的，那么这种错误是系统性的。在这种情况下，阳性结果的可信度非常低，此时将其作为“分流”的依据，其基础就不牢固。 此外，为何不能只看单次检查结果，因为假阳性多源于合并症干扰（如肾病、自身免疫病）或操作误差。AD诊断需结合临床症状和影像学/脑脊液检查，血检只是第一步“线索”，而不是最终“判决”。若单次阳性，正确做法是“间隔3～6个月复查”看动态趋势，或直接进行脑脊液检测（金标准之一）与PET淀粉样蛋白扫描（金标准）来验证。 总的来说，FDA批准它作为筛查工具而非诊断工具，正是认可了这种“先分流、后确诊”的路径。对于大众，最需要记住的是：血检阴性可安心，血检阳性莫恐慌，一定要找认知障碍专科医生进行标准化流程复核。 这篇报道提醒了我们血浆Lumipulse p-tau217/Aβ42阳性阈值的准确性还需要来自更多不同人群、不同种族的数据。至少目前公司提供的阳性阈值对于某些人群的AD诊断是不太合适的。我们团队近期在中国老年人群中确定血浆Lumipulse p-tau217/Aβ42的阳性阈值，并且诊断Aβ PET阳性的能力符合目前血浆诊断标志物用于临床辅助诊断的要求。如果采用双cut-off值的方法，初次诊断为p-tau217/Aβ42阴性或阳性老人未来2～5年大概率保持初始诊断状态，并且与Aβ PET状态也保持大部分一致。但是，对于初次诊断为灰区的人群，未来2～3年随访中44%进展为p-tau217/Aβ42阳性。结合两次p-tau217/Aβ42检测得出的阴性和阳性更值得信任，与Aβ PET的诊断一致性接近100%。 考虑到血浆样本的处理流程、冻存和前处理以及不同种族对于血浆p-tau217/Aβ42阳性阈值判定的影响，未来我们需要基于中国人群建立适合我国AD患者的阳性阈值。对于检测为灰区的人群，建议可以通过跟踪检测2次以上进一步判断AD发病风险，避免得出错误的判断。 Q2：随着仑卡奈单抗等抗Aβ药物的获批，AD治疗正式进入了“抢时间窗”的时代，在血检技术完全成熟之前，您建议临床医生应如何安全地把握AD的早期干预时间窗？ 在血检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且存在假阳性干扰的背景下，建议临床医生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早期干预窗口：坚持“双轨验证”，拒绝“单次血检定终身”。血检是“分流工具”，临床决策就必须建立在“血检阳性+认知筛查异常”双轨并行之上，即对于血检p-tau217阳性的患者，必须结合MMSE、MoCA等量表评估，以及详细的病史采集（关注主观认知下降）。只有两者均呈阳性指向，才启动下一步复核，绝不能仅凭血检单阳就开启昂贵且有风险的治疗。 对于双轨阳性、准备用药的高风险人群，建议采取分层策略：若条件允许，脑脊液检测仍是性价比最高的复核金标准，可直接确认Aβ病理。若患者抗拒腰穿，可建议“间隔3～6个月复查血检”，观察p-tau217的动态上升趋势。持续上升比单次高值更具临床警示意义，能为是否进行PET扫描提供更强依据。 总的来说，面对时间窗，“稳”比“快”更重要。在血检完全成熟前，临床医生要守住“生物标志物证据链”和“临床评估”两道关口，把血检当成“侦察兵”，而把脑脊液、PET和MRI当成“审判官”。 很多疾病都可以通过早发现、早干预的方法得到最大化的干预效果，AD也不例外。现在大多数AD患者开展干预的时候已经进入轻度认知障碍期或者痴呆期，这个时候干预的效果就不会很理想。所以，未来我们应该在老年人还未出现明显认知损伤之前就通过血浆标志物筛选出AD高危群体，并通过Aβ PET影像完成确诊，进而对于符合干预标准的Aβ PET阳性AD临床前期患者开展干预，也许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至于血浆标志物检测可以纳入老年人55岁及以上的年度体检中，便于及时预警和开展早期干预。 尽管遭遇了“信任危机”，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AD血检在无创性、可及性和经济性上的优势，使其依然是未来AD诊疗的重要一环。关键在于“规范应用”。 1.核心应用场景 （1）认知障碍人群的病理分诊：针对门诊表现为轻度认知障碍或痴呆的患者，AD血检作为一线筛查工具辅助判断认知损害是否与AD病理相关，为后续检查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 （2）高危人群的初筛与转诊：针对有AD家族史、主观认知下降等高危因素的人群，可在基层医疗机构作为初筛分诊工具，将结果异常或难以判读的病例统一转诊至记忆专科进行规范化评估，降低基层误诊风险。 （3）临床研究的受试者筛选与随访：在AD临床药物试验与纵向队列研究中，可用于快速筛选符合病理入组标准的受试者，以及监测疾病病理进展与治疗应答。 2.规范应用原则 （1）严格限定适用人群：不推荐将AD血检用于普通健康人群的常规体检筛查，仅应用于存在认知功能下降症状、正在接受AD相关临床评估的人群。 （2）多维度综合解读结果：检测结果需结合患者临床症状、年龄、家族史、APOE基因型、合并基础疾病，以及检测平台的方法学特点与参考临界值进行综合判断，禁止仅凭单一血检结果做出AD确诊。 （3）建立分级诊疗与验证流程：BBM检测结果仅作为筛查环节的参考，阳性或临界结果需通过脑脊液检测、淀粉样PET等AD诊断“金标准”进行病理确认，配合完整的神经心理评估、病史采集与神经系统体格检查，形成完整的诊断链条。 （4）强化全流程质量控制：严格规范血液样本的采集、储存、转运与检测流程，落实室内质控与室间质评，持续监测试剂批次稳定性，保障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在AD诊疗加速变革的当下，BBM检测正以无创便捷、可及性高的优势率先铺开临床应用，成为连接早期筛查与精准诊断的重要工具。然而，2026年FDA获批产品因真实世界验证中出现大量假阳性结果而被紧急召回的事件，为行业敲响了警钟：BBM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临床，横亘其间的不仅是技术迭代的速度，更是标准化体系建设、真实世界性能验证与规范化应用的多重考验。在技术尚未成熟之前，理性拥抱、审慎应用，远比盲目追赶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Algeciras-Schimnich A, Bornhorst JA, Figdore DJ, et al. Variability in Clinical Performance of the FDA-Cleared Lumipulse P-Tau217/β-Amyloid 1-42 Plasma Ratio. JAMA Neurol. Published online June 01, 2026. doi:10.1001/jamaneurol.2026.1565 2.Janelidze, S., Mattsson, N., Palmqvist, S. et al. Plasma P-tau181 in Alzheimer’s disease: relationship to other biomarker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neuropathology and longitudinal progression to Alzheimer’s dementia. Nat Med 26, 379–386 (2020).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0-0755-1
杜怡峰 教授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神经病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专家； 中国农村社区老年痴呆与失能多模干预研究项目负责人； 中国痴呆多中心多模干预联盟创始人； 国家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课题组长； 杜怡峰教授主持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荣获“白求恩奖章”。
郭腾飞 研究员 深圳湾实验室神经疾病研究所 深圳湾实验室神经疾病研究所研究员，独立PI，博士生导师。分别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学习和博士后训练，2020年年底回国加入深圳湾实验室。主要使用体液生物标记物技术和多模态神经影像，以认知未损伤老年人和阿尔茨海默病人（AD）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揭示AD患者发生发展的演变规律、病理特征和诊疗靶点，结合AD患者来源的iPSC诱导分化的细胞模型，以及AD动物模型进一步验证临床发现并揭示其背后的分子机制。在深圳建立了一支2000多例标准化的 “大湾区老年健康计划 （GHABS）” AD 人群队列，系统揭示了AD发生发展全过程各项体液标记物和脑影像指标的演变轨迹，鉴定了系列AD早期诊疗靶标，建立了适合我国AD患者的血液标记物检测阈值，研发了适合我国社区开展大规模认知筛查的数字化认知诊断工具。相继以通讯作者在本领域权威期刊JAMA Neurology 、Nature Aging、Molecular Neurodegeneration、Cell Reports Medicine等杂志发表了30余篇研究论文，担任Alzheimer’s & Dementia杂志Deputy section editor和Alzheimer’s Research & Therapy杂志Associate editor。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青、区域联合重点、面上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广东省杰青、深圳市优青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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