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昶

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深入实施，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经历着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深刻转型。在此背景下，行为医学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精神心理障碍的双重负担已成为制约国民健康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如何将行为医学深度融入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行为干预的精准度与可及性，成为当前学科发展必须回答的核心命题。

 一、 现实审视：成就与矛盾的二元并存

自1989年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成立以来，我国行为医学在学术研究、期刊建设及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当我们以“健康中国”的高标准审视学科现状时，不难发现其发展仍面临显著的双重性特征。

（一）疾病负担的沉重与干预手段的滞后

我国因慢性病造成的疾病负担沉重，现患人数庞大。更为棘手的是“身心共病”现象的普遍化，即心理行为问题与躯体疾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例如，焦虑、抑郁显著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而不良生活方式（如吸烟、酗酒）又是精神心理障碍的常见诱因。

（二）学科发展的四个核心矛盾

健康收益的长期性与支付考核的短期性矛盾：当前，行为干预的长期健康效益与现行医保基金年度结算、公卫经费短期考核机制之间存在明显错位。由于缺乏覆盖健康管理全过程的连续性支付机制与合理的成本补偿路径，医疗机构在开展长期行为管理服务时面临投入难回收的现实困境，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学科积累的厚度与组织形态的模糊性矛盾：尽管学术论文数量激增，但在临床服务体系中，行为医学科缺乏独立的诊疗科目、收费标准和岗位编制，导致大量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标准化的医疗服务产品。

研究产出的增长与应用工具的碎片化矛盾：现有的干预工具多为零散的科普宣教，缺乏基于循证医学证据、适合基层推广、标准化可复制的拳头产品。

专业共识的普及与公众行为改善的滞后性矛盾：知信行分离现象依然严重，公众的健康素养提升速度难以匹配健康需求的增长速度。

 二、 方法学重构：引入MOST框架以破除干预“黑箱”

要实现行为医学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方法学上进行创新，从传统的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与工程驱动。

（一）干预科学的范式转型

传统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往往将行为干预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黑箱”）。这种设计虽然能验证干预的整体有效性，但无法识别核心有效成分，亦无法评估不同组件的成本效益。针对这一局限，国际干预科学领域提出了多阶段优化策略（MOST）。

（二）MOST框架的科学内涵与应用

MOST框架是一种将行为干预开发视为精密工程设计的系统性方法，其包含三个核心阶段：

准备阶段：基于理论与前期研究，识别潜在的干预组件（如认知重构、行为激活、家庭支持等）。

优化阶段：这是MOST的核心。通过析因设计，研究者可以在一次实验中同时评估多个组件的独立主效应及其交互作用。例如，在针对青少年抑郁的网络干预研究中，通过析因设计可以量化评估认知挑战、活动安排与自我同情等模块各自的贡献度。

评估阶段：对经过优化筛选出的“最佳配方”进行标准的RCT验证。

MOST框架强制研究者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干预措施的卫生经济学属性，这种“工程学+循证医学”的混合模式，是未来行为医学干预研究的重要方向。

 三、 技术赋能：从主观报告到客观循证

主动健康理念的落地，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数据的采集方式，更重塑了医疗服务的交付模式。

（一）数字表型与生态瞬时评估

传统的健康行为评估主要依赖问卷与访谈，易受回忆偏差和社会赞许性影响。数字表型技术利用可穿戴设备与智能手机传感器，能够以非侵入式方式实时捕获个体的行为数据（如睡眠节律、身体活动、社交频率）。结合生态瞬时评估，即在自然环境中实时采集个体的情绪与心理状态，研究者能够建立高时空分辨率的行为轨迹模型。例如，在进食障碍的研究中，数字表型技术已证实能有效克服患者主观高估活动量的认知偏差，为精准干预提供客观依据。

（二）临床应用案例：高血压与糖尿病的数字化管理路径

以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为例，不应再局限于吃药打针的单一生物医学视角，而应构建“生物-行为-环境”的综合管理路径。

风险识别：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电子健康档案与生活方式数据，识别高血压前期或糖尿病高危人群。

精准干预：基于MOST原则优化干预组件。例如，对于依从性差的患者，通过手机APP推送个性化的微干预，如基于动机访谈技术的即时语音提醒，而非冗长的说教。

闭环管理：利用可穿戴设备监测患者的血压变异性或血糖波动，并将其与行为数据（如运动、饮食拍照记录）进行关联分析，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四、 伦理与治理：FATE原则的引入

技术的狂飙突进必须伴随伦理的缰绳。在大规模应用算法与大数据时，我们必须警惕算法偏见与数字鸿沟带来的健康不平等。

算法偏见：若训练数据缺乏多样性，算法可能对老年人或边缘群体产生误判。

隐私保护：行为数据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必须防止隐私剥削。

因此，我们提出将FATE原则（公平性、问责制、透明性、伦理）内化于数字健康系统的底层架构，确保技术应用的合规性与伦理性。

 五、 “中国路径”：制度嵌入与战略展望

基于我国国情，行为医学的高质量发展不应是简单的学科扩张，而应是深度的体系重构。

（一）国家层面：强化顶层制度牵引

建议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强化控烟、合理膳食等行为指标的约束性。探索将证据充分、成本效益好的行为干预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或医保支付范围。

（二）体系层面：明确嵌入形态

在综合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推动建立标准化的行为医学服务模块。鼓励设立行为医学联合门诊或行为干预门诊，将行为评估与生活方式处方作为临床常规诊疗的必选项，实现从“生物医学诊疗模式”向“生物-行为-环境”综合干预的延伸。

（三）教育层面：贯穿人才培养全链条

将行为医学核心技能（如行为评估、动机访谈、健康咨询与行为处方开具）系统融入医学本科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继续医学教育，使每一位临床医生都具备“生物-行为”双轨诊疗能力，能够熟练开展生活方式干预与慢病行为管理。

 结语 

2026年，行为医学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认识到：行为医学的未来，不在于与传统医学的割裂，而在于深度的融合；不在于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而在于对科学方法的坚守。唯有坚持主动健康理念，以工程学思维优化干预，以数字技术赋能服务，方能真正实现行为医学从学术倡导向制度实践的跨越，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学科支撑。

（作者：济宁医学院  高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  廖艳辉  华北理工大学冀唐学院  苑杰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