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启旺：临床方面，我们科室成立将近二十年了，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四个亚专业方向（神经病理性疼痛、癌痛、脊柱源性疼痛、软组织与关节痛）临床诊疗都没问题，三甲综合医院要求的技术服务能力我们都能满足。预防方面，我们也经常做带状疱疹及其神经痛的科普宣教，开展得也不错。

最大的痛点就在科研。疼痛学科的科研早期基本都是麻醉医生或其他学科的医生在做基础研究，我们近几年才开始在癌痛和神经病理性疼痛方面布局科研工作。但科研积累需要时间，我们做了十来年，虽然出了一些成果（包括动物模型、新的治疗方式）但临床转化确实比较困难。把研究成果转化成能在临床上很快使用的技术或者向基层推广，这个环节目前还比较薄弱。

曹启旺：要突出疼痛学科的特色，就要有边界感。疼痛学科跟很多学科都有交叉，怎么凸显自己？关键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别人有的，我们要做得更精更强；别人没有的，我们要做创新、做特色。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早期来我们这里进修的医生大多是麻醉医生，现在反而是骨科、康复科、神经内外科的医生占了主导。这说明疼痛学科的发展已经和早期不同了。以前疼痛科治疗方式比较局限，老一辈的疼痛医生大多是麻醉出身，“一根针治百病”。现在不一样了，疼痛学科在向亚专业化方向发展，学科内涵在不断丰富。

在早期，兄弟科室可能觉得某些患者应该去骨科或者康复科，但现在他们会主动把治疗困难、疗效不佳的患者推荐给我们。因为他们逐渐认可了疼痛科在慢性疼痛疾病诊疗中的重要角色，并不是所有慢性疼痛都必须到疼痛科来，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患者需要疼痛科的参与甚至主导。

大家守好自己的边界，在磨合中找到各自的特长，形成一个学科群来共同攻克慢性疼痛疾病，这才是一个学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状态。我们属于不同的学科，但都在同一条战线上，为患者的疼痛疾病服务。

说到边界，还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以前有个段子，患者去看骨科专家，专家说你要么吃药（但只能止痛好不了），要么开刀（但患者不愿意），患者问还有没有第三种选择。疼痛科的出现，就给了患者这“第三种选择”。在脊柱源性疼痛这块，我们可以做微创，让患者多了一条路。所以现在很多骨科专家主动来学习疼痛的理念和技术，都是因为患者的需求在推动。

学科之间的竞争，早期或者在某些地方确实存在。但发展到了后期，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为患者治好病。理念是“天下大同”的，只是治疗手段不同而已。

曹启旺：这种情况很常见。有些患者做完骨科手术后，影像上突出物取掉了、狭窄也解除了，但疼痛症状并没有缓解，甚至可能加重了。这个时候骨科医生就会推荐来疼痛科或者康复科。

我们和康复科的定位不太一样。康复科主要采用物理康复方法，但如果患者已经有了神经功能损害或者顽固性疼痛，单纯康复就不够用了。这时候我们疼痛科就会介入，用射频、神经调控（脊髓电刺激、背根神经节电刺激）、鞘内吗啡泵，还有内热针、超声引导下注射治疗等手段。疼痛学科的治疗手段很丰富，可以根据患者具体的病因来组合选择，这也是疼痛科最吸引患者的地方。

曹启旺：不同地方可能存在不同的卡脖子环节，但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知识结构和诊断理念。

疼痛学科涉及从头到脚，跟各个学科都相关。很多转行来搞疼痛的医生，原来是搞麻醉的、骨科的、康复的或者神内神外的，他们的知识都局限在自己原有的专业背景里，对其他领域就比较薄弱。导致诊断思路容易出问题。病因没找对就去治疗，相当于盲人摸象，效果自然不好。医生自己受挫，患者也没信心了。

至于治疗技术或者设备，只要医院领导支持，资金投入就能解决。培养一个合格的疼痛科医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知识积淀需要时间，学习曲线比较漫长。

你看有些学科，社区到处都有，为什么？因为它的诊断相对简单，知识结构要求没那么厚重。但疼痛学科不一样，想当一个好的疼痛科医生，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每个人的知识背景、学习能力差异很大，导致疼痛医师队伍质量参差不齐，发展有快有慢，有的不敢做，有的跑得太快也容易出问题。因为某个大的医疗事件，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地区的医院领导都不敢开疼痛科，这是很多地区都出现过的例子。

曹启旺：单从知识结构来讲，神经外科医生和脊柱外科医生可能更有优势。因为他们对脊柱的解剖更熟悉，而疼痛很多治疗都跟脊柱相关，他们在诊断思路、患者沟通、专业判断上经验更丰富。麻醉医生的优势在于穿刺操作，但最大的短板是缺乏诊断思路，适合“打针”，但不适合“看诊”。康复科医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诊断知识结构相对薄弱。所以从幕后走到台前，对麻醉医生来说确实不容易。

曹启旺：基层推广技术，首先不能对设备要求太高。动不动几十上百万的设备，基层医院根本承载不了。所以我们一般推广对设备要求相对低的技术，比如神经阻滞，基层医院一般都有超声，可以做超声引导下的精准阻滞；有C臂的单位可以做射频或胶原酶。颈肩腰腿痛的胶原酶化学溶解术、等离子消融、鞘内吗啡泵，还有银质针、内热针这些软组织松解技术，都适合在基层开展。

保证技术同质化，关键是后续的培训和指导要跟上。我们做了几件事。

一是手把手带教，到基层去亲自指导。二是让基层医生“站C位”，定期举办学术沙龙，让基层医院的医生来分享病例，讲术中遇到的疑惑、看片的难点，我们再一起诊断、一起讨论，这叫“以问代教”。三是在线实时指导，我们建了微信群，所有开展胶原酶的基层医院和我们三甲医院的医生都在里面。基层主任们做手术时拿不准了，中午甚至晚上随时可以发片子过来问，我们看到就及时回应、指导，这样就能保证技术的延续性。不是说教完了就不管了，而是“扶上马，送一程”。所有的医疗技术，一定要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开展。效果可以差点，但安全必须保证，不能因为医生技术不熟练造成医源性的损害。

曹启旺：这是我们从2024年开始推动的项目。

随着人口老龄化，癌症发病率逐年增加。去年全国新发癌症患者超过600万，而新生儿才700多万，死亡交叉很快就会到来。70%以上的癌症患者都会出现癌痛，而随着靶向药物等治疗手段的进步，患者生存期延长了，带瘤生存的人越来越多，肿瘤持续压迫和分泌致痛因子，癌痛问题就更加突出。

当三阶梯口服镇痛药物控制不住时，很多患者需要用到鞘内泵镇痛。全植入泵费用非常高昂（15万到20万），多数患者只能选择半植入泵。半植入泵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定期加药，有的不到一周就要加一次，有的半个月到二十天一次。但如果患者是从湘西、张家界这些偏远地区来的，每次来省城加药，来回包车要一两天，交通费就要几千块钱，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们想搭建一个覆盖全省的鞘内泵维护网络，让患者可以就近加药。我们培训了全省13个地市州三四十家医院的医生来开展这项服务，县里甚至乡镇卫生院都能加药，患者就不用每次都跑省城了。

理想状态是建立一个信息化的管理平台，泵头在患者身上，每次加了几支药都有记录，下一次加药时就能精准调控。但推进中确实遇到一些现实困难，比如阿片类药物管理政策，每家医院不一样，有的门诊能加、有的不能；有的医院只有吗啡没有氢吗啡酮，而患者用的是氢吗啡酮。这些都是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相信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癌痛管理，都能逐步解决。重庆、湖北、江西的同行也在关注我们这个模式，等经验积累成熟了，希望可以向全国推广。

曹启旺：我想说的是，疼痛学科虽然发展很快，但一定不能只追求速度。对基层医生的培养要有耐心，对技术的推广要稳，要把患者的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是“把技术教会就走”，而是真正让每一个基层的疼痛患者，都能在家门口得到安全有效的治疗。这条路还很长，但我们一直在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