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师节丨为肝脏“去油”，为心灵“减负”——饶慧瑛教授专访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的诊室里，一位从外地专程赶来的中年男性坐在饶慧瑛教授面前，双手反复搓着膝盖，欲言又止。他是多年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一直活在“会不会传染给家人”的恐惧里。十几年了，他不敢和家人同桌吃饭，碗筷分开，毛巾单用，连给孩子夹菜都小心翼翼。他不知道跟谁讲，也不敢跟谁讲，怕讲了之后连家人都疏远他。
饶慧瑛教授没有急着开检查单，而是把椅子往前挪了挪，用了十几分钟，把乙肝的传播途径、日常接触的安全性、母婴阻断的可靠性，掰开揉碎讲了一遍，语速不快，眼神始终看着他。
患者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饶大夫，我这十几年，今天第一次觉得能喘口气了。”走的时候，他眼眶通红，但脊背挺直了。
这样的场景，在饶慧瑛教授的门诊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医生要治疗的，不只是肝脏上的炎症和纤维化，还有患者心里的恐惧和枷锁。”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这样的教学医院里，“朝九晚五”是一个奢侈的概念。饶慧瑛教授的日程从来不是线性的——医、教、研、管四条线同时铺开，每天都在切换频道，没有哪一天是完全一样的，但所有的忙碌又都围绕着一个轴心在运转。
门诊时间是固定的：周一上午、周三下午，外加周日下午的半天。这是她和患者面对面的黄金时间，也是她最珍视的时段。查房固定在每周四上午，另外，每月需要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青岛城阳区人民医院、张家口怀来县医院出诊以及查房，这些雷打不动的临床工作，被她视为第一优先级，风雨无阻。
科研方面，每周一晚上有实验室的lab meeting，团队成员聚在一起讨论最新的实验数据和研究进展，哪个方向卡住了、哪个指标出了异常、下一步该怎么走，都要在会上理出眉目。教学方面，每周二晚上是研究生的组会，学生们轮流汇报文献阅读和论文进度，她逐一点评，追问逻辑，从不含糊。除此之外，还有医院的各种行政会议、研究所的管理事务，以及合作项目的沟通协调。
真正属于她自己的整块时间，往往从晚上才开始。孩子们入睡后，夜深人静，她才能坐到书桌前，读文献、写论文、改稿件、申报课题——这些需要深度思考的工作，都塞进了别人已经熄灯休息的时段里。
说起这种连轴转的节奏，饶慧瑛教授语气平静得不像是在谈论自己：“教学医院的医生都是这样，没有捷径，就是一件一件做，做完一件再去做下一件。”
饶慧瑛教授的博士生导师，是我国著名肝病学家魏来教授。提起跟老师学习的那些年，她最深的感受可以归结为两个层面。
第一是治学的态度。魏教授做事极度严谨，看病、做科研都是一丝不苟。每一个数据都要反复核实，每一份报告都要反复推敲，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对患者生命的敬畏。
第二是医者的格局。魏教授不仅严谨，更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看学科发展，不是只盯着眼前的几篇论文、几个课题，而是能从全国乃至全球的维度去思考肝病的未来走向。这让饶慧瑛教授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合格的临床医生，不能只看好眼前的病人，还要有推动学科发展的视野和担当。
这两点，一个守住了“当下”，一个指向了“未来”。它们像两条脉络，潜移默化地塑造了饶慧瑛教授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学生的期许。技术可以慢慢学，但眼界和胸怀，要从一开始就树立。这种“格局感”，后来也成了她带学生时最想传递的东西。
2006年，饶慧瑛教授从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毕业，专业方向是内科学传染病学。选择肝病这条路，并不是一时兴起。
本科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轮转时，她接触到了肝病科，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导师魏来教授的工作方式。那时的中国，乙肝病毒感染者数量庞大，丙肝的传播也造成了沉重的疾病负担，整个社会对肝炎的认知偏见和恐惧远比现在严重。后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饮食结构改变，脂肪肝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病”。
饶慧瑛教授觉得，肝病在医学领域太重要了——它关乎的不仅是一个器官的健康，更是数以亿计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博士阶段，她毫不犹豫地选了这条路，然后一直走到现在，整整二十年，初心未改。
这些年，肝病的疾病谱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北京作为全国医疗中心，外地患者约占门诊量的60%。每天面对的病人形形色色——病毒性肝炎、脂肪肝、自身免疫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肝癌、终末期肝病，几乎涵盖了肝病谱的每一格。北京本地患者的健康意识普遍较强，很多人会主动来体检、筛查、关注肝脏指标，甚至只是转氨酶稍微高了一点，就早早跑来问个明白。
但饶慧瑛教授定期在青岛医院和张家口怀来县医院出诊时，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那边的疾病谱明显不一样——患者往往对疾病重视程度不够，来就诊时病情多数已经偏重，病因仍然以病毒性肝炎为主，脂肪肝反而相对少见。不是脂肪肝不多，而是太多人根本不查，不把它当回事。
而这恰恰是她最担心的事。脂肪肝很隐秘，却是现在慢性肝病的第一大病因。它不会像病毒性肝炎那样有明确的传染警示，但它同样会走向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悄无声息地，一点一点地侵蚀。“所以科普和筛查，很多时候比治疗本身更紧迫。”她说。
绝大部分药物都要经过肝肾代谢，药物性肝损伤其实非常常见。饶慧瑛教授在门诊碰到过太多因为乱吃保健品导致肝损伤的病例了。一位中年大姐，吃了一种号称“排毒养肝”的海外代购产品，吃了一个多月，转氨酶飙到正常上限的十几倍，整个人发黄发暗，停掉之后肝脏才慢慢恢复。“有些人觉得保健品是‘补’的，不是‘药’，吃多少都没事。但实际上，成分不明确的东西，肝脏很可能代谢不掉，反而成了负担。”她反复提醒公众：成分不明确的保健品千万不要乱吃，有问题到医院就诊，遵医嘱用药，不要自己当“药神”。肝脏不说话，但它在默默扛着一切。
脂肪肝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不是没有原因的。肝脏是人体内唯一没有痛觉神经的实质性器官，病变早期的确没有任何感觉。脂肪肝引起的炎症不同于细菌感染，不会发热、不会疼痛，早期可能只有转氨酶轻度升高，很多人拿到体检报告看一眼，觉得“没大事”，就扔到一边了。
但正是这种“沉默”的损伤，让肝细胞在不知不觉中反复受损、反复修复。每一次修复都会留下一些“疤痕”——医学上叫纤维化。日积月累，这些疤痕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整个肝脏被纤维组织包裹，最终走向肝硬化、肝癌。这个过程可能五年，可能十年，甚至更长，但一旦到了不可逆转的阶段，就什么都晚了。“即使转氨酶不高，有脂肪肝也不能掉以轻心。”饶慧瑛教授说。
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她的答案很直接——“减重就是最好的‘护肝片’。”对于脂肪肝患者，核心治疗就是两件事：体重管理和代谢改善，也就是老百姓说的“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不是什么都不吃，而是低糖低脂饮食，保证必要的蛋白质摄入；迈开腿也不需要跑马拉松，每周锻炼5次、每次至少30分钟，有氧运动加上一点力量训练就够了。
脂肪肝已经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慢病管理范畴，不是治一次就完了的急性病。每年都要定期检查肝功能，尤其要做肝脏弹性测定，看看肝脏的“硬度”有没有增加。“不能减重一年就不管了，这是慢病，要管一辈子。”她说。
很多人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我不胖，脂肪肝跟我没关系。”饶慧瑛教授在门诊一次又一次地纠正：“瘦人也会得脂肪肝，而且不少。”医学上定义“瘦人”是BMI正常，小于24或者小于23，但他可能四肢纤细、肚子却不小——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是腹型肥胖，代表内脏有脂肪沉积，肝脏首当其冲。还有一种瘦人脂肪肝，是“营养不良型”的——有些人为了减肥过度控制饮食，蛋白质摄入太少，肝脏脂肪代谢需要脂蛋白作为载体把脂肪运出去，蛋白不够，脂肪就堆在肝里出不去了。“所以减肥不能乱减，要科学地减。”
从业二十年，饶慧瑛教授遇到过无数患者，但有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她至今讲起来，还是会放缓语速。
那位小伙子二十多岁，在外人看来年轻健康，没人知道他心里压着一座山。早年因意外输血感染了丙肝，但他一直不敢告诉任何人——家人不知道，朋友不知道，谈女朋友更是想都不敢想。在他看来，自己是个“不干净的人”，身上带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污点。他活得很小心，也很累，像一只随时准备缩进壳里的蜗牛。
直到他来到饶慧瑛教授的门诊。当饶慧瑛教授看着他的眼睛，平静而确定地说出那句“这不是你的错”和“现在可以治好”的时候，小伙子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那种如释重负——心里压了多年的石头被搬开的感觉，饶慧瑛教授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慢性肝病患者常常背负着传染病带来的道德污名。不敢告诉家人，不敢谈恋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但感染往往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现在丙肝口服药物3个月，治愈率接近100%；乙肝有了很好的抗病毒药，也能很好控制。正常学习、工作、结婚、生育都没问题，母婴阻断几乎能做到百分之百。”
另一个让饶慧瑛教授欣慰的病例，是她当住院医师时管的一位20多岁的乙肝小伙子，他因为肝硬化失代偿住进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那时候全科室的人都觉得他可能挺不过来了。但经过积极治疗，加上后来有了新型抗病毒药，他的病情竟然一步步稳住了。十几年过去了，小伙子肝硬化已经代偿，结了婚，还生了两个孩子，活得像个正常人。“每次回访看到他带着孩子来，我就觉得——这就是做医生最大的成就感。我们不只是把病治好了，更是让一个人重新拥有了完整的人生。”
饶慧瑛教授入行20年，正好赶上了肝病领域最波澜壮阔的一段变革。
丙肝，从当年注射干扰素1年，不良作用大得像化疗，很多人扛不住，而且复发率还高；到现在口服药物3个月，治愈率98%以上。这个跨越，几乎是从黑暗到光明的革命。乙肝，从“治不好、终身服药”，到如今有了很好的口服抗病毒药，每天1片，病毒就被压得死死的，临床治愈的药物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发中。脂肪肝领域，国内外新药层出不穷，各大药企都在争分夺秒地推进临床试验。虽然慢性肝病还很难做到“彻底根治”，但已经有了越来越好的管理办法。
“回过头看，我越来越笃定——肝病，我们能管好。”饶慧瑛教授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难得的轻松。
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距离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目标，还有差距。世卫要求诊断率达90%、治疗率达80%，我们目前还没达到。未来这四年，乙肝、丙肝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非常关键，尤其要加强高危人群的筛查，同时做好科普，让更多人知道风险因素、主动去查，查了也不要无视结果——查出来不治，等于白查。
很多人问饶慧瑛教授：门诊那么忙，科研压力那么大，为什么还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做科普？她的回答很实在：“门诊和病房救治的是个体，一个上午看30个病人，一年也就几千个。而科普做一场，可能让成千上万的人看到、听到、记在心里——这个杠杆效应太大了。”古人讲“治未病”，科普就是现代版的“治未病”。早一年、早十年干预，就能避免将来走向肝硬化、肝癌。等到不可救治了再治，花钱多不说，人受的罪、家庭的痛苦，远远不是药费能衡量的。“所以科普这件事，值得一直做，而且要做得接地气、让人听得进去。”
饶慧瑛教授带学生，最看重的不是技术，而是两样东西。
第一，对患者的尊重和共情。要把患者当人看、当朋友看，不用有色眼镜看他们，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和担忧。一个带着恐惧来的病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化验单上的箭头，还有一句“别怕，我们一起想办法”。第二，对医学的敬畏和追求。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更不能把病人当成科研的“素材”。学医是一辈子的事，知识在不断更新，我们要保持长期学习的劲头，永远不要觉得“我够了”。
饶慧瑛教授说，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从陶其敏教授、冯百芳教授建所开始，到她的导师魏来教授，前辈们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学科发展放在心上，把培育后辈当成自己的责任。这份“薪火相传”的分量，她当了老师之后才真正体会到。“肝病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乙肝的临床治愈、脂肪肝的特效药、肝硬化的逆转机制……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着干。薪火相传，医者厚道——厚道，就是我们北医人的精神，也是这个学科最深的底色。”
医师节已至，如果回头对当年那个刚入行的自己说一段话，饶慧瑛教授说：“别急，慢慢来。学医的路确实难，比别的专业时间长、门槛高，工作之后还有一阶段、二阶段，考试学习停不下来。但这条路真的很有意义。”20年，她看到太多慢性肝病患者从绝望走向希望，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曾经“不可能”的医学突破变成现实。“路很长，但每一步都值得。”
对于那些千千万万和她一样坚守在临床一线的同行，她有一段话想分享：“临床工作很苦很累，周末也要出门诊、做手术，有时候遇到不理解的病人还会委屈。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一次门诊、一次手术、一次查房，甚至一句安慰的话——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份职业的尊严，不在于有多少荣誉、多少头衔，而在于我们做的工作是对生命的治愈和对生命的安慰。”
从当初跟着导师魏来教授查房的年轻住院医师，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从丙肝“几乎无药可用”的年代，一路走到口服药治愈率98%以上的今天——饶慧瑛教授用二十年，把一条并不轻松的路走得笃定而从容。而那些被她从恐惧和孤独中“捞”出来的患者，那些在她门诊里终于挺直了腰板的人生，就是她对这二十年最好的回答。
医师节寄语
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与肝病中心副主任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副秘书长 北京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北京医师协会肝病专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常务委员、脂肪肝学组组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促进消除病毒性肝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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