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重症医学专委会2026年学术年会上，姚尚龙教授带来的专题报告《中国重症医学：发展与挑战》，系统梳理了国内外重症医学的发展脉络，复盘了我国重症医学从初创走向国家二级学科的完整历程，并指出学科当前在临床实践、学科管理、伦理决策和学术认知中的多重困局，为国内重症医学未来发展厘清思路、指明方向。

姚尚龙教授深耕麻醉与危重病领域多年，亲历我国重症医学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也参与非典、汶川地震、甲流疫情等多起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危重症救治工作。这份报告立足于学科发展史实、行业政策文件与临床现实，不止于回顾学科发展历史，更点出学科高速发展背后被忽视的行业矛盾，对每一位重症、麻醉相关从业者，都具备很强的参考意义。

专家介绍

姚尚龙教授开篇从全球重症医学源头切入，阐释学科“集中管理、生命支持”的核心逻辑：

•1863年，南丁格尔撰文为术后患者设置专属“小房间”，这便是ICU的雏形。

•1928年，Drinker发明铁肺，通过负压通气为脊髓灰质炎导致的呼吸肌麻痹患者提供呼吸支持，成为重症呼吸治疗的最早探索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铁肺等负压通气装置进一步用于集中救治呼吸衰竭患者，构成重症集中救治的早期雏形。

•1952年，丹麦哥本哈根暴发脊髓灰质炎疫情，当地将患者集中收治管理，并应用人工呼吸支持治疗，使死亡率从87%降至40%，成为重症集中救治的重要里程碑。

•1970年，美国危重病医学会（SCCM）成立，标志着重症医学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同时ICU也成为重症医学主要的实践场所，确立了稳固的学术地位。

转向中国，姚尚龙教授将我国重症医学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探索与创业阶段（20世纪50—80年代）：1955年，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麻醉科王源昶教授率先以胸外心脏按压成功抢救心跳骤停患者，奠定国内心肺复苏技术基础。1962年，南京军区总医院麻醉科李德馨教授率先将头部重点降温用于心跳骤停后脑复苏，拓展了危重症救治的深度。1964年，武汉协和医院刘俊杰教授国内首次报道“术后恢复病房”，对手术患者进行术后集中救治、观察和恢复，可视为中国ICU的早期雏形。1984年，陈德昌教授在北京协和医院创建国内第一个现代意义的ICU病房。80年代末开始，国内许多大医院相继建立ICU，重症专业人员队伍逐步形成，ICU基础工作正式开展。

•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临床理念不断更新，学科队伍不断壮大。摆脱单一器官概念的束缚，从单一器官救治转向整体病理生理观，ARDS-MODS概念逐步普及。1997年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专业委员会成立，省级医院ICU如雨后春笋，武汉协和医院ICU也于1994年建成。

•规范化阶段（2000年之后）：2005年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成立，2008年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分会成立；同年，国家将重症医学认定为临床医学二级学科。2009年卫生部发文，将“重症医学科”增设为医疗机构一级诊疗科目，并发布《重症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由此，重症医学完成从普通监护室向独立重症医学科的转型，学科纳入医院诊疗科目、职称晋级考试体系。与此同时，大批本土化临床指南陆续发布：ICU建设管理、危重患者营养支持、镇痛镇静、ARDS诊疗、机械通气、感染性休克血流动力学管理、导管相关感染、低血容量休克复苏、侵袭性真菌感染等一系列指南，为临床诊疗提供标准化依据。

重症医学的本质，是研究危及生命疾病状态发生、发展规律及诊治方法的临床学科，强调多器官交互、整体病理生理干预。ICU作为其临床基地，按专业细分为综合性ICU、外科ICU（SICU）、心内科ICU（CCU）、呼吸ICU（RICU）、急诊ICU（EICU）、神经科ICU（NICU）、儿科ICU（PICU）等，是医院危重患者救治的最终汇集点。

姚尚龙教授强调，重症医学与其他专科“相辅相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没有ICU支撑，外科不能冒险开展高难度手术，内科难以收治危重并发症患者，急诊无法畅通分流。在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2009年防治甲型H1N1流感等一系列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症医学在降低死亡率、保障危重患者生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科发展建设也因此受到党中央、卫生部的高度重视。

历经数十年发展，重症医学蓬勃兴起，但高速扩张之下，多重现实挑战日益凸显。姚教授将其归结为四大困局。

第一，临床实践困局，临床救治仍存诸多未解难题

•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死亡率居高不下；

•脓毒症定义迭代至Sepsis 3.0，摒弃传统SIRS标准，采用SOFA评分/qSOFA，但国内临床落地参差不齐；

•营养免疫评估、肺保护性通气、血流动力学优化、组织氧代谢调控、血液净化时机等关键问题争议不断。

重症救治如“刀尖上舞蹈”，病情瞬息万变，干预手段强力，个体差异显著。正如古训所言“病万变，药亦万变”，标准化指南不能完全覆盖复杂个体，临床医生时刻面临“治与不治、早治还是晚治”的现实抉择。

第二，学科管理困局，人才建设与专科/综合ICU资源冲突并存

随着社会老龄化，危重患者比例增加，ICU床位需求持续上涨，社会对于重症医疗的需求持续增大。同时，理论与技术更新迅速，对从业者的信息整合和临床决策能力要求极高。如何匹配快速增长的临床需求，做好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与此同时，专科ICU与综合ICU并存发展的矛盾日益显现。各专科希望把本专科ICU做大做强，综合ICU则承担全院急危重症兜底救治，二者在床位、设备、人员、绩效、收治范围、管理权等方面存在资源冲突，也容易造成收治边界不清、重复建设和质控差异。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医院统筹、分层收治、明确转诊标准、资源共享、绩效协调、质控同质化，推动专科与综合ICU协作。

第三，伦理决策困局，ICU里多元伦理矛盾集中爆发

ICU是医学伦理矛盾高度集中的地方，可归纳为资源、疗效、费用、技术、终止治疗五大伦理挑战。

（1）资源伦理：危重患者多而ICU床位有限，有限生命资源如何公平分配；

（2）疗效伦理：部分重症患者即便全力救治，依然难以逆转预后，医疗技术的上限与患者生存预期之间形成冲突；

（3）费用伦理：重症救治耗费巨大，高额医疗费用带给家庭、医保的沉重负担；

（4）技术伦理：先进生命支持技术可以维持生命体征，但不等于恢复生存质量；

（5）终止治疗伦理：面对无望逆转的危重状态，是否撤除生命支持，医患双方认知差异巨大，决策极为艰难。

在临床上，重症医学医师经常面对“病”与“症”、“早”与“晚”、“病”与“人”、“医”与“患”的多重博弈，伦理抉择已经成为重症医生无法回避的日常工作。

第四，学术认知困局，临床现实与科研循证的错位

危重症病情复杂、多变、救治时间紧迫，干预手段强大，而救治后又常衍生新问题。与此同时，学科研究快速发展，循证证据大量积累，但纷繁多样、结论不一的研究成果如何转化为适用于每一例高度个体化患者的实践，仍是巨大考验。姚教授强调，打通真实世界复杂病例与科研创新之间的壁垒，是学科长远发展的关键。

姚尚龙教授总结指出，我国重症医学已经完成从无到有、从监护室到独立二级学科的跨越，机遇与挑战同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不断催生新的临床和学术需求，行业亟需以创新的构思，探索并理解重症医学理念不断变化的真实意义，大力发展本学科的学术思想。展望未来，重症医学必将凭借独有的学科特色与临床价值，成为现代医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和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