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脏肿瘤治疗中，切除范围与剩余肝功能之间的平衡始终是临床决策的核心难题。瑞金医院肝脏肿瘤MDT团队是国内最早成立的肝脏肿瘤MDT之一，在肝功能保护与极限保肝手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此，康迅网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陈拥军教授。

康迅网：您长期深耕肝癌多学科诊疗领域，2025年11月由您牵头组建的瑞金肝脏肿瘤MDT团队是国内最早成立的肝脏肿瘤MDT之一。您认为MDT模式在肝功能保护中可以发挥怎样的独特价值？

陈拥军教授：MDT团队的建设，最初的核心在于把不同的治疗手段放在一起讨论——在何时、何地、如何用在患者身上，何时去联合，如何更好地减少不良反应。这与当前治疗手段之间越来越多的联合应用密切相关。

在肝功能保护方面，我们医院MDT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感染科（肝病内科）医生的深度参与。我们另一位学科带头人谢青主任就是感染科主任。这些感染科医生的加入，很大程度上教会了我们两件事：一是如何把状态不佳的肝脏功能保护起来；二是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肝功能受损时，如何尽快促进肝功能恢复。有了感染科医生的参与，MDT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保护肝功能，同时也让内科医生的经验能够更快地传递到团队中。

康迅网：今年年初，您团队在《中华肝脏外科手术学电子杂志》发表了三维可视化技术在肝癌转化治疗辅助决策中的应用综述，指出转化治疗后剩余肝体积（FLR）评估是决定能否安全切除的关键。在您中心的临床实践中，三维可视化评估转化治疗后患者FLR的准确性如何？它是否已经替代了传统基于CT/MRI的二维测量，成为您判断“保肝下限”的常规工具？

陈拥军教授：这是肯定的。打个比方，以前出门要带地图，看着地图一条条路去找，碰到重庆这样有山的特殊地形，会发现两条路之间根本走不通，但地图上看起来却好像在一起。以前单纯看CT、磁共振图片来决定肝脏切多少、能不能切，就是一个平面的概念。

现在有了各种导航工具和AI自动计算方法，临床手术中可以进行三维成像，也就是三维重建。其好处在于：第一，可以看到肿瘤部位与血管的关系，调整方向，辨别周围有哪些重要管道；第二，以前测算体积只能沿着几根直线去算，现在可以用手指或笔把要保留的管道、要切除的范围根据实际需要标出来，直接测算现有体积是否够用。

对于多发转移病灶，比如肠癌肝转移，需要切十几个甚至更多病灶时，要根据肿瘤部位、聚集范围以及与重要血管的关系进行复杂计算。早几年没有三维重建和智能工具时非常困难，现在通过与公司合作不断改进软件，已经能够比较精确地算出想要保留的肝脏体积。实践中也看到，经过这样的计算后，患者出现肝功能受损甚至肝功能衰竭的比例越来越低，同时又能把更多的肿瘤彻底切干净。

康迅网：您团队曾为一位34岁肠癌肝转移患者成功切除16枚转移瘤，术前计算需切除近80%肝脏，术中利用RVS精确保留35%有效肝体积，术后患者肝功能稳定、一周出院。对于这类“极限保肝”手术，您认为术前规划中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RVS这类术中导航工具，对于肝功能保护的意义有多大？

陈拥军教授：正是有了这些新设备，极限切除手术才变得可行。最早做亲体肝移植时，需要把捐献者的半个肝脏切下来，当时就已经面临一个问题：这半个肝脏到底够不够用，捐献者能不能安全度过手术关。在早10年、20年的时候，切半个肝脏已经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现在有了新技术之后，首先是三维重建，可以用不规则形态把想要的范围标出来，非常精确地算出会影响多少肝体积、留下多少肝体积。其次，RVS主要带来的是定位功能，它是超声、磁共振和CT的融合，方便我们定位。

我们知道留下来的肝脏够用了，但还要准确找到病灶。切肝时，医生并没有火眼金睛，能够透过肝实质看到肿块到底位于哪里。这个位置定位如何解决？我们没有北斗导航，但有CT、磁共振以及超声等多种影像的融合，就可以在手术台上非常准确地找到要切掉的肿块，同时找到要保留的管道，在正确的界限上把病灶切干净，并把该保留的重要管道，包括肝动脉、门静脉等，都能够有非常好的保护。这样才能实现极限完成手术，同时让患者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恢复底线。

专家简介

陈拥军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肝胆外科主任 普外科副主任

上海市医学会普外科分会委员、肝脏外科学组 副组长

上海市抗癌协会肝胆肿瘤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青年肝癌研究协作组（CLEAP）理事长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  常务委员

中国医促会肿瘤免疫治疗分会 常务委员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肝脏肿瘤专委会  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委会  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消化外科分会  委员

中国老年医学会普外科分会 委员

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专家委员会

胆道外科专委会 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