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0—13日，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九次神经病学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带来浓厚学术氛围的同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刘丽萍教授也在相关学术交流中，作了题为《脑卒中诊治关键突破与神经保护剂的价值再审视》的学术报告，为卒中脑保护的临床探索带来新启发。报告中，刘教授聚焦临床痛点，从当前血管再通治疗面临的“无效再通”困境切入，系统梳理了神经保护领域数十年来的研究发展脉络，完整复盘了该领域从兴起探索、遭遇瓶颈再到重新出发的曲折历程，重点阐释了“神经血管单元（NVU）协同保护”研究新范式，并结合中国本土高质量临床研究证据，提出了迈向精准脑保护时代的路径思考。整场报告逻辑清晰、证据扎实，引发了与会专家的广泛共鸣与深入讨论。

血管内治疗技术的成熟，让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大血管开通率显著提升。从静脉溶栓到机械取栓，再到桥接治疗，临床医生可选择的再通手段越来越多，时间窗也在不断拓宽。然而，刘丽萍教授指出了当前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即使成功再通，仍有40%～50%的患者未能获得理想的功能预后。这意味着，我们费尽心力开通的血管，并不一定能转化为患者良好的功能预后。

这一现象在学术上被称为“无效再通”，已成为卒中治疗领域亟待攻克的瓶颈问题。刘丽萍教授对此做了深入阐释，即使患者接受血管内治疗后大血管完全再通，达到改良脑梗死溶栓评分2b~3级的理想标准，临床结局不理想的情况仍普遍存在。其背后的机制涉及多个层面——组织水平无复流、微循环持续低灌注、再灌注损伤、血脑屏障破坏以及NVU协同损伤等。从“血管开通”到“组织获救”之间，仍存在一道需要跨越的鸿沟。刘教授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认识：“Recanalization is the beginning, not the end, of stroke treatment”——再通是治疗的起点，而非终点。

刘丽萍教授系统回顾了神经保护研究的历史教训，既往NXY-059、尿酸、胞磷胆碱、硫酸镁、Nerinetide等一系列曾被寄予厚望的药物，在大型随机对照试验中纷纷折戟。SAINT-II未能重复SAINT-I的积极信号，URICO-ICTUS总体结果中性，ICTUS显示胞磷胆碱90 d功能结局无显著改善，FAST-MAG即便在院前超早期给药也未能证明硫酸镁的获益，ESCAPE-NEXT则未能重复ESCAPE-NA1中“未溶栓亚组”的潜在获益。

刘丽萍教授分析认为上述研究失败的原因并非由单一因素造成：缺血级联反应本身是多靶点、多环节交织的复杂网络，涵盖能量代谢衰竭、兴奋性毒性、氧化应激、炎症风暴、血脑屏障破坏等多个层面，单一靶点药物仅能阻断局部通路，无法遏制整体损伤的扩散；传统“神经元中心论”忽视了胶质细胞、微血管和脑内微环境的关键作用，导致基于单靶点开发的药物在临床试验中屡屡失利；此外，治疗时间窗极其狭窄、血脑屏障穿透障碍、临床前模型与真实世界患者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临床试验设计缺乏精准分层，都是导致转化失败的重要原因。可见，神经保护临床试验屡屡失利，并非“一个药的问题”，而是整套转化路径的问题。

图1 缺血级联反应

刘教授曾指出，脑细胞保护领域的研究应更加聚焦于NVU。NVU不仅包含神经元，还包括血管结构以及血管与细胞之间的连接，需要从细胞到血管、从结构到功能进行多维度解读。本次报告中，她将这一理念进一步系统化：脑保护的有效性，越来越取决于对NVU完整性与功能耦联的维护。NVU不是单一细胞，而是决定灌注、屏障和神经功能的“协同系统”，其中任一组分受损，均可引发“雪崩效应”。因此，治疗策略必须从单点干预走向多组分协同，同时守护灌注、屏障与神经功能。

图2 NVU的协同损伤与整体保护

理论上的反思，最终需要临床证据来检验。刘丽萍教授重点介绍了具有多靶点保护作用的神经保护剂在临床研究中的进展。

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的GIANT研究采用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设计，在中国100个中心纳入3448例发病48 h内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评估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的疗效与安全性。结果显示，治疗组第90 d改良Rankin量表评分0至1分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50.8% vs 44.1%，P<0.001），同时在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维度也观察到显著改善信号，且不良事件与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与安慰剂组相当，未增加额外安全风险。这一研究为多靶点神经保护剂在急性缺血性卒中治疗中的临床价值提供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随机对照证据，也为全球卒中神经保护研究贡献了来自中国的高质量临床数据，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亦据此被纳入《中国急性缺血性卒中诊治指南2023》（II级推荐，B级证据）。

结合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GIANT研究等中国本土高质量循证结果，刘丽萍教授明确了脑保护治疗的未来定位。她指出，未来脑保护不应是“再通”的替代手段，而应是“再通”的补充和延伸，真正有前景的方向，是“再灌注治疗＋脑保护＋精准分层”的联合模式。她同时提醒，事后亚组阳性结果未必能够在前瞻性验证中重复，应审慎解读探索性发现，神经保护研究必须以大型、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作为最终判断标准。

刘丽萍教授在报告中剖析了中美指南在神经保护治疗推荐上的显著差异。AHA/ASA指南对神经保护药物持保守态度，不推荐常规使用以改善功能结局，其引用的多为阴性试验；而中国指南基于本土高质量临床研究证据，对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等药物给出了个体化应用的推荐，强调“循证＋个体化”的临床路径。

刘教授指出，这种推荐差异的本质源于双方证据生态的区别——神经保护类及改善循环类药物的大型随机对照试验几乎全部在中国完成，中国在卒中神经保护领域的高质量临床转化探索，正在为全球卒中治疗贡献独特的证据体系。当然，她也客观指出，中国指南的推荐仍需更多高质量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国际指南的审慎态度同样值得尊重。两者之间的对话与互补，或许正是推动领域前行的动力。

立足上述证据差异与领域现存挑战，刘丽萍教授进一步勾勒出脑保护领域未来的核心研究方向：依托影像学和生物标志物识别不同损伤表型，为患者匹配更合适的脑保护策略；开发可同时作用于炎症、氧化应激、微循环和血脑屏障破坏的综合性干预药物；通过平台试验、自适应分层等创新设计加速研究转化；围绕铁死亡、自噬、神经炎症和胶质调控等新机制拓展干预边界。

刘教授强调，脑保护失败往往不是“一个药的问题”，而是整套转化路径的问题；同样，脑保护的成功，也不会来自单一靶点的突破，而将源于对NVU的系统性守护。从“开通血管”走向“组织获救与功能改善”，从“单点干预”走向“系统干预”，从“共识”走向“个体化治疗”——这既是刘丽萍教授报告的核心脉络，也是卒中神经保护领域正在经历的深刻范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