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疼痛科史海军:从“替代”到“补充”,疼痛科如何在骨科与康复科之间找到不可替代的生态位
在三级医院学科版图中,疼痛科常常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与骨科、神经科、康复科存在大量疾病交叉,如何界定自己的核心价值?在自治区级医院与县级医院之间,地市级疼痛科如何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史海军用近二十年的实践,给出了他的答案。
在骨科、神经科、康复科这些传统科室面前,疼痛科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史海军: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将近二十年。2005年我刚参加工作时,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疼痛科在阿克苏地区算是南疆最早成立的,当时大家对这个学科的认识还很模糊。我早期确实有过迷茫,患者来了,一看是颈肩腰腿痛,好像骨科也能看、康复科也能看、中医科也能看,那患者凭什么来找你疼痛科?
但干得越久,我越坚定一个认识,疼痛科与其他科室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我们提供的不单是“另一种技术”,而是“另一种选择”。
我举个例子。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最常见的退行性疾病之一。以前患者的治疗路径很单一。去中医科理疗,效果不理想;去骨科,可能面临关节镜或关节置换的手术建议。但对于很大一部分中老年患者来说,他们并不想走到手术那一步,或者说他们的病程还没有严重到非手术不可的程度。
疼痛科的出现,填补了这个空白。我们通过影像引导下的精准介入治疗,比如神经阻滞、射频调控、关节腔注射等,可能在很短的周期内就把疼痛控制住。这不仅解决了症状,更关键的是给了患者一个不需要开刀就能改善生活质量的选项。这个选项本身就是不可替代的。
疼痛科开展的微创手术与骨科的同类手术,有哪些差异?
史海军:患者群体是一样的,都是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这类患者。差异在于学科定位和技术逻辑。
对骨科而言,脊柱内镜是众多治疗手段中的一种,他们还有融合内固定、椎板切除减压等开放手术作为后手。但对疼痛科而言,微创手术是我们技术体系中的核心支柱,是解决脊柱源性疼痛的关键手段。这个定位差异,决定了我们对每一台手术的态度和投入程度完全不同。
在疼痛科,我们必须把微创做到极致。因为我们没有“微创效果不好就改开大刀”的退路。这种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也正是这种压力,倒逼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精益求精。术前影像评估、穿刺路径规划、术中操作的精准度、术后随访管理。微创手术的本质是精准手术,位置差之毫厘,疗效失之千里。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一领域持续发展,靠的就是对精准这两个字的苛求。
在适应证的把控上,我们更关注那些不适宜或不愿意接受开放手术的患者群体,比如年轻患者、多节段退变但未达到手术指征的患者、合并基础疾病手术风险高的患者。对这些人群而言,微创介入可能是最优解。
科室之间一定程度的业务交叉和竞争是存在的。有碰撞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如何应对。对院部而言,只要患者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治疗,且诊疗行为符合规范,学科的良性竞争对医院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是有益的。对我们科室而言,这种压力反而成为持续进步的外在驱动力,你必须不断精进技术、提高疗效,才能在竞争中站住脚。我们不回避竞争,但更倾向于用技术实力和临床疗效来回应。大家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患者解决问题,方向没有本质分歧。
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承办了南疆地区第一届疼痛论坛以及胶原酶化学溶解术培训班。在地州级医院搭建这类区域学术平台,考量是什么?
史海军:有一个很现实的考量。新疆地域辽阔,南疆地区县与县之间动辄相距数百公里,基层医务工作者赴乌鲁木齐或内地参加学术会议,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高。信息和技术到达基层的速度天然偏慢。
南疆地区从事农牧业和体力劳动的人口占比较高,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率相对偏高,且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我们遇到过不少十几岁的患者,这类年轻病例,我个人认为开放手术应极为审慎。胶原酶化学溶解术这类微创技术,如果能够在县级医院规范开展,对当地患者而言,意味着可以在本地解决大部分问题,不必长途奔波。
所以,我们办这些培训班,承担的是一个技术下沉和区域协作的角色。一方面,把规范化的操作流程和适应症标准传递下去;另一方面,基层遇到复杂疑难病例,也能够顺畅地转诊到我们这里。这个网络一旦织密了,最终受益的是区域内所有患者。
您曾在自治区级医院工作过,2024年初又回到阿克苏。地州平台和自治区平台相比,优势和短板体现在哪些方面?
史海军:地州级医院最大的优势在于临床资源丰富、病种覆盖广。我刚回来时,科室只有15张床位,现在我们拓展到了40张,年业务收入也有显著增长。数据背后反映出基层疼痛诊疗需求非常旺盛,尤其是颈肩腰腿痛这类常见病、多发病。
短板同样明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亚专业发展的均衡性。头面痛、神经病理性疼痛等亚专业方向,我们起步较晚,诊断能力和治疗手段的丰富程度与省级医院相比尚有差距。第二是科研能力和平台支撑。越往基层走,科研越薄弱,缺思路、缺方法、缺平台、缺专职人员。而科研能力恰恰是新技术、新项目持续开展的基础支撑。
针对科研短板,你们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尝试?
史海军:我们采取的策略是“请进来”与“走出去”并重。
今年年初,我们邀请樊碧发教授来院指导,并设立了专家工作室,目的是在疑难病例会诊和技术发展方向上与国内头部医院建立稳定的连接。
内部方面,我们划分了三个亚专业组,脊柱源性疼痛组、神经病理性疼痛与癌痛组、骨关节疼痛组,并计划陆续选派组长赴内地知名疼痛中心进修,进行系统化、针对性的学习。科研方面,我们已经获批塔里木大学校长基金项目一项,参与自治区级科研项目一项。今年还计划培养专职科研助理,逐步建立科室内部的科研支撑体系。
设置专职科研助理,如何避免临床与科研脱节的问题?
史海军:在我们这类以临床为主的医院,不存在纯粹的科研编制,所有人员首先是临床医生。如果一个人完全脱离临床只做实验,时间久了,临床判断力会退化,这样的科研也失去了源头活水。
我们的思路是这个科研助理首先是合格的临床医生,同时承担科研协调和推动职责。他的核心任务不是“替别人做科研”,而是带动各亚专业组自主开展与临床紧密相关的科研工作,在诊断路径、治疗技术、术后康复等环节发现问题、提炼问题,再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和回答。我的目标不是培养一个专职科研人员,而是让科室里每一位高年资医生都能成为自己专业方向的科研负责人。临床和科研本身就不应该被割裂。
在您设想的理想区域医疗协作体系中,地市级医院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史海军:理想状态下,地市级医院承担起区域内疑难重症的兜底救治,同时承担对县级医院的技术带教和质量控制。现实是,很多患者仍然倾向于跨区域就诊,直接到乌鲁木齐甚至北上广。这是信任问题,患者对本地诊疗能力的信任、对技术水平的信任。
要建立这种信任,需要两方面的持续投入。一是技术能力本身要过硬,让患者觉得在当地治疗与外出就医在疗效上没有本质差别;二是区域协作网络要通畅,转诊机制要顺畅,质控标准要统一,基层医生能够及时获得技术支持和指导。
说起来并不复杂,但真正做起来,每一项都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坚持。这也正是我们现在和未来持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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