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糖尿病管理里有很多“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的问题：神经病变怎么早发现？炎症指标看一次够不够？早期患者除了吃药还能做什么？低血糖在全国范围内到底是什么水平？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院内分泌科郭立新教授团队近期的几项代表性工作，分别对这些临床问题给出了阶段性回答。本期我们按其研究主题整理如下，供各位同道参考。

糖尿病神经病变：C肽恢复的神经保护作用获真实世界证据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可累及30%～50%的糖尿病患者，其中小纤维神经病变多为早期、亚临床损伤，早期识别和干预的窗口往往被错过。郭立新/潘琦教授团队2026年5月在Diabetes/Metabolism Research and Reviews杂志上发表的研究，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干预靶点。

研究基于2020年1月至2025年9月北京医院住院的288例2型糖尿病（T2DM）患者真实世界队列，以ΔFCP（随访减基线的空腹C肽变化）反映β细胞功能变化，采用Sudoscan测量电化学皮肤电导评估泌汗相关小纤维功能。结果显示，内源性空腹C肽恢复与泌汗相关小纤维功能障碍进展的临床显著降低相关，且呈阈值依赖性。

临床层面怎么理解这组数据？这项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把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干预时机往前推了——既往临床关注的是已经出现症状的神经病变，而这项研究提示，保护β细胞功能、维持C肽水平本身可能就具有神经保护意义。对于临床医生而言，这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制定降糖方案时，除了关注血糖达标，还应关注治疗方案对β细胞功能的保护作用。

糖尿病发病机制：长期炎症状态使新发糖尿病风险升高43%

慢性低度炎症被认为是糖尿病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但既往研究多基于单一时间点的炎症指标，难以反映炎症状态的动态变化。郭立新/潘琦教授团队2026年8月在Healthcare杂志发表的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4305例中老年人数据，采用两个时间点的炎症评分构建纵向炎症状态模式。

研究将参与者分为持续低炎症、持续高炎症、炎症上升和炎症下降四组。中位随访7年期间，730位（17.0%）参与者罹患糖尿病。在校正年龄、性别、BMI、吸烟、饮酒等多项混杂因素后，与炎症水平持续较低者相比，炎症水平持续较高者新发糖尿病风险显著升高43%。亚组分析显示，在体重指数＜25 kg/m²人群、农村居民和非吸烟者中，炎症水平持续较高均与糖尿病风险显著升高相关。

这对临床意味着什么？这项研究的临床启示在于，一次炎症指标正常不代表没有问题，关键看长期趋势。对于持续处于全身低度炎症状态的中老年人群，即使体重正常，早期干预可能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发病负担。

早期T2DM生活方式干预：5∶2间歇性禁食代餐的多维证据

在早期T2DM的非药物干预方面，郭立新/潘琦教授团队围绕5∶2间歇性禁食代餐模式（5∶2 MR）开展了系列研究，2026年先后在ADA 2026和IDF-WPR 2026上报告了多项分析结果。

团队此前开展的EARLY研究已证实5∶2 MR在早期T2DM患者中的降糖、减重效果优于二甲双胍或恩格列净。2026年的二次分析进一步聚焦于伴有代谢综合征的患者群体，评估5∶2 MR对甘油三酯-葡萄糖（TyG）指数及胰岛素抵抗相关指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符合MetS标准的受试者中，5∶2 MR在改善TyG指数方面展现出优势，而传统HOMA-IR指标未能充分反映这一改善。此外，团队在EASD年会上报告的研究进一步发现，5∶2 MR在改善早期T2DM患者体成分和腹部脂肪分布方面可能优于传统药物治疗。

临床层面怎么理解这组工作？5∶2 MR方案的可操作性在于——每周2个非连续低热量日（仅摄入代餐，女500 kcal/男600 kcal），其余5天以代餐替代晚餐。对于新诊断、BMI≥24 kg/m²的早期T2DM患者，这提供了一种结构化的生活方式干预路径。TyG指数较HOMA-IR更敏感地捕捉到了5∶2 MR的代谢改善，也提示临床在评估生活方式干预效果时，可能需要选择更合适的评价指标。

低血糖流行病学：首个全国性前瞻性队列填补证据空白

低血糖是T2DM治疗过程中最常见的急性不良事件之一。在新型降糖药物广泛应用、低血糖风险整体下降的背景下，中国T2DM患者的低血糖负担究竟如何，此前缺乏全国性数据。

2026年9月，郭立新/潘琦教授团队联合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刚教授团队、武汉大学贾鹏教授团队及全国20省级行政区多中心研究者，在Diabetes, Obesity and Metabolism杂志发表了HOPE-CHN研究结果。这是我国首个全国性、大样本前瞻性队列研究，系统评估了T2DM患者低血糖的患病率与发病率及其分布差异。

研究于2022年3月至2023年12月在全国20个省级行政区开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共纳入103家医院（三级57家、二级26家、一级20家），最终15437例受试者完成12周随访。

这项研究解决什么问题？既往国内低血糖数据多来源于回顾性或横断面研究，样本量偏小、地理覆盖有限，难以准确反映实际情况。HOPE-CHN研究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低血糖流行病学本底数据，并且揭示了低血糖在不同医院层级、不同治疗方案和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分布差异。这些数据为制定分层低血糖防控策略提供了循证基础——基层医院和三级医院面临的低血糖风险特征可能不同，防控重点也应有所区别。

新药临床证据与精准用药探索

在药物治疗层面，郭立新教授团队2026年在多个方向贡献了关键数据。在ADA 2026上，团队报告了司美格鲁肽在不同T2DM亚型中的心肾效应分析，为GLP-1受体激动剂的精准使用提供了分层依据。同期还报告了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的真实世界流行病学数据，为糖尿病合并MASLD的临床管理提供了本土证据。

诊疗规范化与区域协同：京津冀糖尿病联盟落地

作为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郭立新教授在推动糖尿病诊疗规范化与区域协同方面的工作同样值得关注。

2026年5月23日，由郭立新教授与天津医科大学朱宪彝纪念医院陈莉明教授、河北省人民医院陈树春教授联合发起的京津冀糖尿病联盟正式成立。联盟充分激活三地优势互补效应：北京拥有科研引领与指南制定优势，天津具备专科医院精细化管理积淀，河北擅长基层慢病防控与长期随访管理，形成从顶层科研设计到基层落地执行的完整防治闭环。

郭立新教授在成立大会上指出，联盟将重点推进三项务实工作：统一诊疗规范、共建数据科研平台、联合培训基层医生，以可持续、可考核的协作机制让优质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这对临床医生意味着什么？京津冀糖尿病联盟的成立不只是“挂牌子”，而是在构建一个可复制的区域慢病协同防控模式。对于基层医生而言，联盟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诊疗规范的统一和联合培训的机会——未来三地糖尿病患者跨区域就医有望实现诊疗方案无缝衔接、转诊路径顺畅，无需重复检查和重复诊疗。

写在最后

如果把这几项研究放在一起看，有几个变化值得注意：（1）神经病变的评价正在从“有没有症状”前移到“β细胞功能是否在保护”；（2）炎症与糖尿病的关系，越来越强调“趋势”而非“单点”；（3）早期T2DM的非药物干预开始有了更具体的方案和评价指标；（4）低血糖防控需要全国本底数据来支撑分层策略；（5）区域联盟的价值不在形式，而在把规范、数据和培训真正连起来。这些工作不一定每项都能立即改写指南，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方向：糖尿病的防控正在从“降糖达标”走向“分层、早期、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