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几分钟的正念练习、一次视频心理治疗、一幅在平板电脑上完成的涂色作品，甚至一段经过设计的动物视频，都正在进入心理健康研究的视野。与此同时，临床医生开始借助数字平台整理病情变化，研究者尝试从新的测量方式中寻找风险线索，人工智能也被引入复杂的照护流程。

这些看似不同的探索，共同指向一个问题：数字技术怎样才能把心理健康支持送到人们需要的地方，并转化为可靠、可持续的帮助？

Frontiers Psychiatry专题“公共心理健康创新：整合数字疗法，推进心境障碍综合管理”由Jun Ji、Yantao Ma与Aleksandra Kielan共同组织。

首先，需要明确“数字心理健康”是一个宽泛概念。通过视频接受治疗师的帮助，属于远程服务；使用应用记录症状，属于评估或监测；观看令人放松的内容，可以是一种健康促进活动。具有明确治疗目的、通过软件实施并接受相应临床验证的干预，才涉及更严格意义上的数字疗法。它们可以相互配合，但证据与用途各不相同。专题社论也明确指出，合集中的每项研究并非都在验证数字疗法^[1]。

基于此，专题收录的研究覆盖经历创业挫折的成年人、大学生、办公室职员、存在自伤行为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及痴呆患者等不同人群。尽管专题以心境障碍管理为切入点，其实际范围延伸到了焦虑、日常压力和神经认知障碍照护。贯穿其中的主张是：数字工具的价值，需要放回具体人群、具体问题和完整服务过程之中理解。

从生活中的情绪困扰出发，数字干预最容易理解的优势，是降低参与门槛。然而，门槛降低之后，真正发挥作用的内容是什么，仍然需要研究回答。

1.短时程数字正念与创业失败人群

Tu等关注的是经历创业失败的人群。对这类人而言，经济损失之外的心理负担，常常来自反复的自我责备：“如果当时换一种选择，会不会不同？”这种围绕负性经历不断循环、却难以推动问题解决的思考，在心理学中称为“反刍”。

研究通过专门的移动平台提供为期5周、每天3分钟左右的正念视频练习，内容逐步涉及呼吸与身体觉察、观察情绪、接纳挫折以及善待自己。最终纳入分析的100名参与者中，干预组相较等待名单对照组，报告了更少的反刍与抑郁症状，以及更好的自我关怀和心理灵活性。

这里的心理灵活性，可以理解为：即使仍有痛苦和不确定，也能够调整应对方式，继续采取符合个人目标的行动。正念训练所尝试改变的，是人与负性念头相处的方式。例如，逐渐意识到“我正在产生失败感”，而不把“我是一个失败者”当成对自己的最终判决。

不过，研究排除了有精神科诊断史的人群，也没有长期随访；其对照组未接受同等强度的其他活动，因此关注、期待和规律练习等因素的贡献尚不能充分分离。此外，研究改编了PHQ-9的评分方式，不能套用常规量表的临床分界值。较为准确的解读是：结构化、短时程的数字正念训练，为特定压力人群提供了初步的情绪改善证据，其对确诊抑郁障碍的疗效仍需另行验证^[2]。

2.数字曼陀罗涂色与大学生焦虑

另一项研究把注意力放在更具日常感的活动上：为对称的曼陀罗图案涂色。Li等在共60名大学生中开展两项小型随机实验，先诱发短暂焦虑，再安排30 min涂色活动，同时测量主观焦虑、心率和皮肤电导等指标。

第一项实验发现，数字涂色和纸笔涂色之后，参与者的焦虑均有所下降，两种方式在主观焦虑改善上没有显著差异；数字方式则带来了更高的“心流”体验，并在部分生理指标上表现出优势。心流是指一个人充分投入当前活动，注意力相对集中、自我评价暂时减少的状态。

第二项实验进一步比较不同操作方式对受试者的影响。研究报告，相比加入更多点击工具、任务反馈等元素的游戏化模式，连续滑动涂色带来了更高的心流体验，前后焦虑变化的比较也倾向于滑动模式。这提示开发者，增加功能并不必然增加心理收益；操作顺畅、减少打断，可能更有利于使用者投入活动。

但这一结果来自健康大学生的短时实验，每组仅15人。研究没有设置不涂色的静息对照，因此不能完全排除焦虑随时间自然回落的影响。心流与焦虑又是在活动结束后同时测量，中介分析提供的是机制线索，尚不足以证明确定的因果链。对公众而言，这项研究更适合被理解为数字放松活动的设计探索，不能据此认定涂色应用能够治疗焦虑障碍^[3]。

3.结构化幼犬视频与办公室职员压力

Kwak等研究了66名韩国办公室职员观看15 min结构化幼犬视频前后的变化。观看后，两组不同基线血压水平的参与者均出现焦虑和总体负性心境评分下降，部分血压及脉搏指标也有所降低。

它为工作间隙的情绪恢复提供了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不过，所有参与者都观看了视频，研究没有安排安静休息、自然风景视频或其他内容作为对照。因此，尚无法确定变化有多少来自幼犬内容本身，有多少来自暂停工作、安静坐下、背景声音或测量适应。研究也未直接测量催产素、皮质醇或脑活动，其神经内分泌解释仍属于假说。

短暂放松、持续改善症状，以及改变疾病长期结局，是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这项研究观察到了第一个层次的积极信号，不能据此推导出治疗高血压、抑郁障碍或长期职业压力的结论^[4]。

当数字工具进入明确的心理治疗领域，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哪些治疗环节可以由软件承担，哪些仍需要专业人员参与？

1.自助式虚拟现实暴露治疗：软件能否承担治疗环节

Li、Shen与Huang提出的自助式虚拟现实暴露治疗系统综述方案，聚焦社交焦虑障碍。虚拟现实可以模拟公开讲话或与他人互动的情境，让使用者在可调节的环境中逐步接触原本回避的场景。其治疗逻辑来自暴露学习：通过有计划地接触担忧的情境，重新检验威胁预期，逐步减少回避。

自助式方案进一步尝试把部分指导嵌入软件，以减少对每次治疗中实时专业陪伴的依赖。但“治疗师指导的虚拟现实干预有效”，并不能自动证明“自助版本同样有效”。这篇论文提供的是检索、质量评价和证据合成的计划，没有报告已完成的荟萃分析结果。它的贡献在于，明确提出自助模式应当接受独立评价，并关注不同设备、交互方式和干预时长可能造成的差异^[5]。

2.视频心理治疗的接受度、驱动因素与障碍

治疗方式能否推广，还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使用，以及使用时能否感到被理解。

Nurtsch等对483名参与者开展的视频心理治疗调查发现，47.6%表现出较高接受度，34.2%为中等接受度。阻碍接受的核心顾虑包括：隔着屏幕治疗是否有效，自己的情绪能否充分表达。参与者对效果的期待、操作是否方便，以及身边重要他人的态度，也与接受意愿有关。

这表明，数字服务的障碍常常超出网络和设备本身。一次顺利的视频连接，还需要安静而私密的空间、清楚的服务说明，以及能够建立信任的治疗关系。研究中的“愿意使用”也不等于实际参加、坚持治疗或获得疗效；其在线调查方式，还可能低估缺乏设备和数字技能者面临的困难^[6]。

3.数字预防试验的招募与参与动机：prevANS项目

西班牙prevANS项目的招募研究，则呈现了从“看到信息”到“真正参与”的距离。26个月内，6017名参与者启动线上筛查，最终1054人入组，转化率约为17.5%。社交媒体与大学传播渠道在吸引潜在参与者方面表现突出，口碑传播也在参与者自述中占据重要位置。

不同渠道的排名会随指标变化：吸引多少人开始筛查、最终有多少人入组，以及参与者记得从何处获知项目，并非同一件事。研究也不能把不同时间开展、相互重叠的招募活动视为严格的随机比较。

更值得关注的是样本构成：女性和高教育程度者占多数。这提醒我们，数字服务覆盖面广，并不意味着不同群体同样容易受益。设备、识字能力、数字技能和求助习惯，都可能影响谁进入服务、谁留在服务之外。该论文分析的是招募与参与动机，尚不能用来证明prevANS已经预防了焦虑障碍^[7]。

当主题转向自伤与自杀风险，证据解读需要更加精确。

1.非自杀性自伤青少年的自杀风险关联

Geng等研究了112例符合研究所用非自杀性自伤障碍标准的青少年。研究发现，严重抑郁症状与较高的MINI自杀模块风险分组存在明显关联；严重焦虑在初步分析中也有关联，但进一步控制严重抑郁症状等因素后，这一独立关联不再显著。

“非自杀性”描述的是某次自伤行为的意图，不能被理解为一个人始终没有自杀风险。这项研究提示，面对自伤青少年，需要同时了解情绪痛苦、自我评价及家庭互动背景。不过，横断面调查只能描述同一时期的关联，不能证明哪个因素先发生，更不能把网络图中连接较多的变量直接当成干预靶点。研究中观察到的家庭教育背景关联，也不宜被用于给某类家庭贴标签^[8]。

2.三维面部特征与自杀风险：探索性线索

Yang等尝试利用三维面部测量寻找新的评估线索，对203例抑郁障碍患者的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报告部分面部形态与研究定义的自杀风险分组有关，并探索了性别差异。但关键回归关联经多重比较校正后，P值为0.068，没有达到通常采用的0.05显著性标准。

所谓多重比较，是指同时检验很多特征时，即使不存在稳定关系，也可能偶然出现几个“显著结果”。校正正是为了减少这种误判。这项研究还缺少对未来事件的前瞻性验证，不能提供经过验证的个体预测能力。其意义在于提出后续研究假说，不能据此根据外貌判断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或自杀风险^[9]。

对临床服务而言，风险评估最终应当帮助人获得合适的支持。英国NICE自伤指南明确反对用风险量表预测未来自杀或重复自伤，也反对仅凭风险分层决定是否提供治疗或是否出院，强调应关注个体需要及近期、长期安全。数字记录可以辅助沟通和持续观察，专业评估仍需结合当事人的经历、当前处境和支持条件^[10]。

3.精神科住院数字仪表板：医生最看重什么信息

除了发现线索，临床还面临另一个现实问题：已经收集的大量信息，怎样才能帮助医生及时行动？

Herpertz等调查了德国大学医疗中心的精神科医生，最终分析45名符合条件者对22项临床信息进行排序。当前自杀相关情况、既往抗抑郁药治疗尝试，以及发病和发作过程，位居数字仪表板的优先展示内容。

所谓数字仪表板，可以理解为把分散的病情资料整理成简明的临床总览。这项研究提示，设计应从医生需要作出的决策出发，让重要信息容易找到，也让变化容易看见。不过，它调查的是医生偏好，尚未证明某种界面能够减少风险事件、提高治疗效果或节约工作时间；护理人员、心理治疗师及患者的意见也需要进一步纳入^[11]。

Zheng等提出的AI辅助DICE研究方案，把数字支持进一步延伸到了痴呆患者的行为和心理症状管理。这类症状可能包括激越、睡眠问题、情绪变化等，常使患者与照护者同时承受压力。

DICE方案包含四个步骤：描述症状、调查诱因、制定方案、评价效果。其临床思路是把表现放入具体情境中理解：症状何时出现，是否与身体不适、环境变化、交流方式或未满足的需要有关，再据此形成个体化管理计划。

该方案计划在12家医疗机构纳入184例患者，开展12周整群随机对照试验，评价患者症状和照护者负担的变化。数字平台负责支持结构化评估、管理建议与随访记录，医生依据临床判断制定方案。

这类探索的价值，在于尝试把专业照护流程带到资源相对不足的环境。不过，本文仍是研究方案，没有提供试验疗效结果；它研究的是痴呆相关症状，其流程能否用于心境障碍服务，也需要另外验证^[12]。

将现有研究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数字心理健康发展的几个关键环节：内容要对具体问题有帮助，使用者要能够进入并持续参与服务，重要信息要能够传递给有能力响应的人，而干预之后还需要评估和调整。

由此形成的实践方向，是在连续照护中安排不同工具的位置。日常压力支持可以提供较低门槛的入口；需要治疗者应获得与病情相匹配的专业服务；出现症状加重或安全问题时，应有明确的复核与转介渠道；进入治疗后，则需要关注一段时间内的功能恢复、生活质量和复发情况。这是一种有待检验的整合思路，尚不是被本专题整体证明有效的服务模式。

对于公众，理解数字干预可以从几个朴素的问题开始：研究针对的是与自己相似的人群吗？比较对象是什么？改善的是一次测量时的感受，还是持续的症状与生活能力？出现问题时，能否获得专业支持？

对于临床和研发人员，相应的问题则是：新增的数字环节究竟带来了多少额外收益，又增加了多少使用负担？

目前，这组研究仍以特定人群、小样本、短期观察、关联分析和研究方案为主。今后的评价需要把时间拉长，把人群拓宽，并同时考察症状、功能、安全性、成本及公平可及性。关于心流、正念、视觉刺激和生理调节的机制解释，也需要直接测量和更严谨设计的支持。

数字技术已经为心理健康服务打开了更多入口。接下来的任务，是让每个入口都能够连接到有证据、有回应、可持续的帮助，使人们获得改善情绪、恢复生活和维护自身安全所需要的支持。

专题合集来源

Ji J, Ma Y, Kielan A, eds. Innovating public mental health: integrating digital therapeutics for comprehensive mood disorder management. Lausanne: Frontiers Media SA; 2026. ISBN 978-2-8325-8956-4.

https://doi.org/10.3389/978-2-8325-8956-4

马燕桃 教授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伦敦国王学院客座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双相障碍研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学会精神科分会双相障碍学组副组长。

发表学术文章76篇。主编/参编学术专著12部。致力于情绪健康的临床诊疗与研究30年，参编双相障碍行业指南，获得2项国家级情绪健康诊断与非药物干预技术专利。